整理者简介
邵杰（-），男，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年来参编《诗经集校集注集评》（15册丛书）等多种著作，在《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诗经》地理文献整理与研究”与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出土文献与《诗经·二南》新证”，且参与多个项目，曾先后多次获得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
审订者简介
赵敏俐（-），男，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中国乐府学会副会长。主要学术著作有《两汉诗歌研究》、《周汉诗歌综论》、《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中国诗歌通史》（主编兼汉代卷作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文史》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持承担过“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究”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等多项，成果先后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学术成果奖等多项奖励。
整理说明
一
《诗经通论》是清代学者姚际恒的著作。关于姚际恒的生平，文献记载并不多见，综合相关记载，可知其大概情况：姚际恒，字立方（《四库提要》谓字善夫），号首源，祖籍安徽新安（今休宁），长居浙江仁和（今杭州），晚年迁居钱塘（属今杭州）。姚际恒生于清顺治四年（），卒年难以确知，据学者考证，应在康熙五十四年（）后。
姚际恒家境优越，富于收藏，其少年时期涉猎百家，泛滥词章。中年以后学术兴趣发生转移，尽弃词章之学，专治经学，“遂屏绝人事，阅十四年而书成，名曰《九经通论》”（《武林道古录》）。所谓《九经通论》，即姚际恒研治九部经书的集中成果，包括《古文尚书通论》、《仪礼通论》、《周礼通论》、《诗经通论》、《春秋通论》、《易传通论》、《礼记通论》、《论语通论》、《孟子通论》九种。《九经通论》今日已无完存，其中《易传通论》、《周礼通论》、《论语通论》、《孟子通论》均已亡佚,《古文尚书通论》、《礼记通论》多散入他书中,《春秋通论》只余残本，惟有《诗经通论》和《仪礼通论》保存较为完整。
除此之外，姚际恒还有其他一些重要著作。如《庸言录》六卷，本为其读书札记，惜已亡佚，《四库提要》有简要的介绍。清人著述中对《庸言录》间有征引，姚氏在《诗经通论》中也引用过六次，综合来看，都属考证精详的内容。《古今伪书考》一卷，原附《庸言录》之末，后单独流传于世，顾颉刚先生有点校本，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由朴社出版，属于“辨伪丛刊”之一种。书中辨析考证出历代伪书数十种，对后来辨伪风气的盛行有不小影响。顾颉刚等人力倡的“古史辨”理念及相关学术实践，也深受姚氏《古今伪书考》的启发。另有《好古堂书目》四卷、《好古堂家藏书画记》二卷、《续收书画奇物记》一卷，都体现出姚际恒在书籍、绘画、器物收藏以及鉴赏等艺术门类中的高超造诣。
从相关材料来看，姚际恒一生志业于学术。他治学十分勤奋刻苦，受到时人的称赞。他与清初著名学者毛奇龄、阎若璩等有学术交往，毛奇龄对姚氏评价甚高，并介绍他与阎若璩相识；阎若璩的名著《尚书古文疏证》中也曾采纳姚际恒的多条说法。不过，与时人相比，姚际恒的学术怀疑精神更加充足，态度也更为激烈，如果说阎若璩是秉持去伪存真的学术追求，毛奇龄则更注重追求古书经典的合理解释，姚际恒则对经书记载本身的合理性保持怀疑态度。钱穆先生曾言：“而立方所论，犹有与阎、毛两氏异者。如其辨《易·系》、辨《戴记》、《学》、《庸》诸篇，则经典之有伪，不始于东汉之后，而已起于西汉之前矣。此其与百诗之辨伪古文者异也。《易·系》、《学》、《庸》诸篇，宋儒所深尊高推，以为圣经之精义在是，而自立方言之，固乃晚周先汉之沉溺于道、墨，颠倒于老、庄之徒所为，不仅宋儒之训释无当，乃其本身之自有病也。此又其与西河之辩程、朱训说者异也。由斯而论，百诗所见，不如姚氏之大；西河所论，又有逊于姚氏之精。其排击旧说，自创新趋，立方之视二氏，尤深沉而有力矣。”（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册，安徽教育出版社年版）钱先生此处的观察与评价，是细致而又精审的。
在姚际恒著作的整理方面，二十世纪主要有两次大的进展：其一是顾颉刚先生对于姚氏著作的搜集、整理，相关成果虽有出版印行，但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客观条件，有些著述并未得到充分网罗，存在不少遗憾。其二是台湾学者对于姚氏著作的搜罗与整理，成果体现为林庆彰先生主编的《姚际恒著作集》六册，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年出版。具体情况为：第一册《诗经通论》，第二册《古文尚书通论辑本》、《礼记通论辑本》（上），第三册《礼记通论辑本》（下），第四册《春秋通论》，第五册《古今伪书考》，第六册《好古堂书目》、《好古堂家藏书画记》、《续收书画奇物记》。这套书是目前收罗最为全面的姚际恒著作集，为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彼时，《仪礼通论》尚处亡佚状态，后中国社科院陈祖武先生在书库中发现顾颉刚先生的钞本，并予点校出版，方使此书重见天日。
此外，台湾学者林庆彰、蒋秋华主编的《姚际恒研究论集》，收录了二十世纪有代表性的姚际恒研究论文，阅之可知学界相关研究之进展与积累。从现存著作来看，《诗经通论》应是姚际恒所有著述中保存最为完整、学术影响最大的著作。
二
《诗经通论》中姚际恒的“自序”，集中而系统地阐述了其“诸经中《诗》之为教独大，而释《诗》者较诸经为独难”的观念。在“卷前”部分，又有《诗经论旨》和《诗韵谱》两篇力作。
《诗经论旨》内容较多，大致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检讨《诗》学中的赋、比、兴之说；第二部分讨论自《毛诗序》至明代《诗经》学著作的主要特点与得失；第三部分主要批评宋代以来的“叶音”说对认识《诗》之古韵的负面作用，并提出自己的《诗》韵观点，为《诗韵谱》铺垫；第四部分阐述对《诗》加以评点的理由；第五部分阐述书中未对鸟兽草木之名进行充分解释的原由。《诗韵谱》的篇幅较短，将《诗》韵大致分为三类，即“本韵”、“通韵”、“叶韵”，“本韵”又分出“平声”“上、去声”“入声”三个部分，分别进行了韵部示例和简要说明。
除卷前的《诗经论旨》和《诗韵谱》外，正文共有十八卷。前八卷为关于《国风》的部分，第九卷至第十五卷为关于《小雅》和《大雅》的部分，第十六卷至第十八卷为关于三《颂》的部分。在卷一、卷九和卷十六的开篇，分别有姚氏关于《风》《雅》《颂》的总体论述，同时，姚氏在《周南》、《王风》、《豳风》、《周颂》、《鲁颂》、《商颂》的篇首也分别有相应的论述。这些论述的内容都比较简要，主要是对各类的名义进行解释。此外，就是姚氏对《诗经》各篇的解释和论说，这是该书的主体。以主体部分而言，《诗经通论》的体例大致可以分为几个层次：
（一）经文部分。该部分除了列出《诗经》经文之外，还包含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1、诗韵的使用情况，标在经文相应字句之下。此部分内容，除姚氏在《诗韵谱》中提到的“本韵”“通韵”“叶韵”之外，亦时有相关辨析。
2、赋、比、兴的使用情况，标在经文相应各句之下，若同句之下亦有诗韵标注，则次于诗韵。此部分内容，又可细分为五种情况，与姚氏对赋、比、兴的特别重视与特殊理解有关。在卷前《诗经论旨》中，姚氏认为，赋的含义历来较为清楚，兴、比二义往往不能截然分明，故其将“兴”分为两个层面，一曰“兴而比也”，一曰“兴也”；将“比”亦分为两个层面，一曰“比也”，一曰“比而赋也”。再加上“赋也”的情况，共计五种。
不过，虽然姚氏在经文的标注中严格遵循了五种范畴，其在个别解释中也会有所游移。如《卫风·硕人》篇，姚氏在首章下标出“赋也。下同”，但在解释第四章的文字中又写道：“此体是赋，末章又似兴、比而赋，以河水等兴比庶姜、庶士也。”从中可以看出，姚氏虽力求精确把握赋、比、兴概念各自的意义界限，但对于三者之间的复杂态势，仍不能不产生一些尴尬，这种尴尬或许古今中外的理论研究者都会遇到，即精心而严密的理论追求在丰富的现实面前总会显出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或许这种不足及由此而来的遗憾，也是推动认识与学术进步的必要环节。
3、关于经文的评点。评点包含符号和文字两个部分，符号主要侧于经文旁，有圈也有点；文字主要是相应经文的评语，在刻本中夹在两栏之间。
4、断句提示，标在经文相应字句之下。该部分内容不算多，形式上多用“句”。不过也有特殊情况，如在《郑风·缁衣》篇中“敝”下标出“一字句”，以示此字可单独成句。凡此主要用以标识姚氏对于经文断句的独特理解。
（二）注解部分。该部分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1、诗篇总体论说。此部分内容主要是对诗篇的主旨、背景及相关疑难问题进行整体说明，但并非每篇都有。具体论说方式，以引论及辨析前代说法为主，亦时常有若干新见，但并非每篇皆树新义，遇不可解者则“未敢强解”，体现出谨慎的态度。
2、各章具体解释。此部分内容主要是对各篇的相关章节进行具体解释，但并非每篇、每章皆有。具体的解释方式比较多样，包含字词训诂、名物释证、章句串讲、诗义考索、文辞鉴赏等多个方面，但在各章之内，亦非面面俱到，而是重点解决关键问题和疑难问题。在具体标目上，基本以一章为单元，亦时有两章或数章合题的情况。
3、题“增”字的条目。此部分内容与姚际恒的看法不甚一致，但在《诗经通论》最早的刻本（即道光年间王笃刻本）中已经存在。傅璇琮先生早已注意及此，认为这些文字“似乎不是姚际恒自己后来所补，可能是刻书者王笃的手笔，也可能是在未刻前别人传钞时所加而误刻入者。”（中华书局本《出版者说明》）查王笃刻本，题“增”字条目共出现三处，分别见于《齐风·鸡鸣》《秦风·渭阳》《豳风·七月》三篇注解之末。在《豳风·七月》篇末出现者，引有《御纂诗义折中》的文字，可证题“增”字条目文字，只能出现在乾隆二十年之后。故知其绝非姚际恒手笔，与姚氏看法有异亦不足为奇。王笃于道光年间刻《诗经通论》，作序曰此书得于其父所藏之钞本，以此数条直入刻本正文来看，恐非王笃自增，而应在此书钞本中早已存在，但笔迹当有不同，故王刻本中照直刊印，而于其前冠以“增”字以示区别。至于具体出自何人手笔，恐已不可考。
（三）章句结构标识。该部分出现在每篇之末，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章句结构较为整齐者，如：《卷耳》四章，章四句。一种是章句结构不甚整齐者，如：《载驰》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另外，在正式标识外，亦时常标注出处（如“从郑氏”、“从《集传》”等）或章句结构的其他划分方式，间亦有相应辨析或说明，这些在刻本中皆体现为双行小字。
三
纵观姚氏在《诗经通论》中的解释，方式相当多样，并非简单贴上标签即可理所当然地执简而御繁。其所谓通论，其实是一种自我期许的学术姿态，结合书中具体内容来看，恐怕不仅意指结论的通达、论证的通畅、述说的通顺，还意味着研究过程中对于经典内部各种要素的连通，以及由此而表现出的多种研究方式与手段的并存与兼采，在义理、考据、辞章三个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地把握经典的多重意涵。这种融通的学术追求，是包括清代学术在内的古典学术的重要特征之一。
《诗经》研究在清代以前，大致可分为两大阶段，也相应地形成了两大范式：一是宋代之前，以《诗序》、毛《传》、郑《笺》、孔《疏》等解释性著述共同组成的《毛诗正义》为主要代表；二是宋代至明代，以朱熹的《诗集传》为主要代表。不同于传统时期的多数学者，姚际恒并未在二者的藩篱中单纯打转，他在《诗经通论》中对于这两种范式，虽然也有肯定和遵从的时候，但总体上仍以嘲讽讥刺为主，有时态度还异常激烈。这就不能不受到某些非议，如四库馆臣就批评他说：“亦可谓好为异论者矣。”（《四库提要》之《庸言録》）
不过，在姚际恒时常越出世俗规矩的激烈言辞的背后，其精神意脉，则是一以贯之的，即寻求学术研究的独立与创新。这一点，恐怕不独姚际恒为然，有清一代的许多学者都有超越前贤、成就一代学术的雄心。清初的王夫之即明确宣称：“六经责我开生面。”后来的戴震、钱大昕等乾嘉学者，更是以坚实的学术成果彰显了清学有别于汉学与宋学的独特品格和自觉意识。虽然清儒的许多创见，往往谨慎地隐没在对古代典籍的整理、注解之中，但其“返本开新”的精神意绪，是显而易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观察姚际恒，或许会多几分“了解之同情”。他对于之前相关认知和研究的驳斥，如反对郑玄的以《礼》说《诗》，直到今天仍是有价值的学术论题。而他提点出的相关认识，也往往对后世的看法产生影响，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多次引用姚氏之说，即为明显的例证。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