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镇、军事重镇
这都是蒙自新安所过去的标签，也都被人们所熟知。
在新安所的广场上，一名身着盔甲战袍的武将雕塑立在书写着“御远”的石座上，横眉之下，双目眺望着前方，八字须被微笑的神情微微牵动着，他的身后，瞪圆了眼睛的白马呼哧着气，前蹄后蹬，虎虎生威。
在新安所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教场村是杨家当年操练之教场，将台坡是杨家的点将台，南屯街是杨家囤积粮草之所，扎下街是杨家驻扎部下之地，我们都是杨文广所率军队的后裔。”
这就是那个虚实交织、陪伴代代新安所人成长，却又没有人想考证其真伪的传说。
杨文广死后葬在新安所？
据传，杨文广为杨业之孙、杨延昭的第三个儿子，是杨家将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九百多年过去了，杨文广仍是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在新安所，就能隐约感受到这种英雄的情结。
新安所镇以汉族人口为主，作为历史上的一个军事重镇，将军战士的后代在新安所过着宁静的生活，直至今天，新安所还保留着众多具有防御保卫性能的军事古迹，还有大量的古民居、石碑、戏台、商铺和驿道，街与街间建有军人通道。随处可见的遗迹，似乎让我们想起了那个战争的年代。
广场上的雕塑只是为纪念历史而设的，采用的是无名的明代将军的形象。“老一辈人都说，新安所是杨文广的南征驻兵之处，甚至有人传说杨文广死后就葬在新安所某处，‘教场村是杨家当年操练之教场，将台坡是杨家的点将台，南屯街是杨家囤积粮草之所，扎下街是杨家驻扎部下之地，我们都是杨文广所率军队的后裔’，每一个新安所人，都是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
对异地恋的人来说，失去联系就是人口失踪，就是世界末日，就是一切可以想到的最坏的事。——方慧
那么，宋代的杨文广，是否真的来过新安所呢？
他们是杨文广所驻军队的后裔？
或许通过新安所作为军镇的那段历史，我们可以窥探那个戎马倥偬的年代，找到那个跨越几个世纪的传说真正的答案。
明正德八年（公元年），始设新安守御千户所；正德十二年（年）建新安所城，成为明时云南36卫所之一，驻扎在卫所的军事移民是蒙自最早的汉族移民。
清顺治十七年（年）废卫所，新安所因为南防险要而保留，隶属临元镇总兵，并于康熙七年（年）改隶云南提督；18年后新安所被并入蒙自县。至此，新安所一直是滇南的军事重镇。
康熙年后，中原、江南汉族人口通过军屯、出仕、流徙、贸易等途径迁入蒙自，但直到乾隆五十六年（年）蒙自境内汉族也仅为户人，且主要居住在新安所。加之如今新安所的支柱产业石榴，大约是明代卫所士兵从中原引进的，已有六七百年的种植历史。而且当年卫所士兵举家迁入边陲之地，从中原、江南带来的手工业在人多地少的困境下，得以大展宏图。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军镇，在边陲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之时横空而出，才使得大批中原人带着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来到边疆，将新安所这片土地变成了繁荣之地。
无论如何，新安所自明代设所以来，至民国一直有军队驻扎，五百多年来虽历经明、清、民国政权更迭，新安所城址至今未变。在这里曾经上演了许多影响云南历史进程的重大军事活动，新安所人也世世代代讲述着先人的英雄业绩，并激励后人效法先贤，这些口耳相传的动人故事以集体记忆的形式保存至今。
如今，新安所人仍津津乐道，认为他们是宋将杨文广在此地所驻军队的后裔，尽管历史告诉他们明中叶迁徙至新安所的中原汉族不可能是北宋时期驻军的后裔。然而，一尊杨文广的雕塑，树立的是一个集体的光荣和自豪。
一条枪承载着新安所的历史“杨文广没有到过蒙自”年11月，据说是“明代将士”象征的雕像以“宋将杨文广”的形象落成了。误会的产生，当然源于那个世代相传的“后裔之说”。当然也归于雕像的底座背面刻着的那两百多字，题为：宋将杨文广驻师碑。
石碑上浅刻的草书难以分辨，细看才能勉强看懂“蒙广相距数日程，将军驻师胡到此”一句。若碑文中的“蒙”指的是蒙自，那“广”字应该指的是广西。
而后一句的描述，究竟有没有翔实的史料可以佐证呢？据记载，北宋皇祐五年（公元年），叛反之徒侬智高率农民起义军从广西进入大理，杨文广奉元帅狄青之命率大军追击，道经蒙自（时属大理国），驻扎在新安所西10公里一带。该史料出自《续蒙自县志》，为蒙自古城一古碑上的碑文内容，但民间碑文内容是否属实，也有待考察。但在《宋史·杨业传》下附的简略“杨文广传”中，杨文广追击侬智高这一段往事有迹可循，那么期间杨文广有没有到达新安所？新安所有关杨文广的传说是否真有据可依呢？
若想追踪这一段往事，先要了解“特磨道”。特磨道西接大理国境，虽是宋朝辖地，但它与大理国联系十分密切，加之侬智高被打得落花流水之时、兵败之前，曾想通过厚赠、联姻等办法，同特磨道的“地头蛇”侬夏诚建立联系。就这样，特磨道摇摆于宋朝、大理国和广西侬智高势力之间。果然，狄青大败侬智高后并没有穷追，侬智高便携老母亲和二弟居于特磨道。在这期间，四川传来流言：“智高将借兵南诏以入蜀”，一时间，西南局势极为紧张。
至和元年（年）六月，杨文广被宋廷升四级，受命在广西一带防备侬智高。尽管最后证实侬智高攻打蜀地纯属虚惊一场，但消灭侬智高余部着实成为宋廷在广西的重要军务，但畏于与大理国发生误会，并没有进兵大理，而是招募“敢死队”入大理捉拿侬智高。
既然如此，杨文广所率宋军自然没有深入到大理国境内的开远、蒙自。在整个征伐侬智高的过程中，宋兵并没有追逐侬智高而派兵至大理国境内的开远、蒙自等地，杨文广即使参与追逐侬智高及其母的军事行动，也不可能深入大理国境内，更不可能屯兵新安所。
由此看来，杨文广葬于新安所一说，似乎更是不可能。相传，杨文广死于神宗熙宁七年（年），当时宋廷在晋北沿边修筑工事，契丹借故寻衅，向宋廷施加压力，逼其拆除工事、修改疆界。而晋北边防，是杨文广祖父杨业与契丹战斗三十余年最终不幸兵败的地方，祖父、父亲未能实现的收复失地、统一国家的愿望，杨文广至死也不能释怀。遗憾的是，杨文广向朝廷奉献的作战阵图和收复幽燕的具体计策还未上报，就病死在了屯所定州（河北定县）。
“集体记忆让他来到了新安所”“是明代新安所汉族民众的历史记忆，或者说是‘集体期望’让杨文广来到了新安所。”红河学院老师赵旭峰认为。
“杨文广满门忠义、光明磊落，忍辱求全而不能的形象，恰恰是戍边将士命运的缩影，杨文广南征侬智高的故事，或许就是他们对自身经历的历史记忆。”赵旭峰认为，作为一种承载情结的核心符号，杨文广的历史事迹被反复强调，并随着时空的转移，成为新安所人历史记忆的唯一载体。
在他看来，蒙自古城的古碑，是新安所人编造出来的。无论是李京撰写的《云南志略》，还是景泰年间陈文等修编的《云南图经志》、正德年间周季凤修编的《云南通志》，均没有与这段碑文相呼应的记载。
但自明代刘文征的天启《滇志》开始，有了这样的描述，清代编修的《蒙自县志》及《云南通志》里，就出现了上述碑文的记载。“应该说，是明代的戍边军士‘捏造’了这段历史。”赵旭峰分析说，反复传颂、引用后，到了近代，“宋将杨文广驻师之所”就成了谁也说不清楚、也不愿说清楚的“历史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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