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必须建立于
生态优先、保护优先的生态整体观之上
编者按：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年12月，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推进会在浙江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要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而年“两会”更是把绿色发展摆在了突出位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加快改善生态环境特别是空气质量，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科学施策、标本兼治、铁腕治理，努力向人民群众交出合格答卷。为此，《生态文化研究通讯》近日专访河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原院长、中国（河南）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喻新安教授，探讨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生态文化研究通讯：喻新安教授，您目前的研究领域和学科方向是什么？
喻新安：几十年来，我主要立足河南从事经济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着眼点是探究时代发展的现实问题、前沿问题，所以，我的研究领域和重点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多次调整的。上世纪80年代，主要研究企业制度和企业改革问题，90年代更多研究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改革问题，新世纪以来研究的着力点，是区域发展和区域创新问题。目前的研究方向：一是区域发展模式的比较；二是区域创新的动力机制；三是内陆增长极和城市群培育问题。
生态文化研究通讯：自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中高速发展。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中高速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喻新安：经济中高速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更不是对立制约关系。这方面，关键在于转变固化的思维方式和传统的发展方式。今年的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就旨在把实现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但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资源红利、人口红利的释放取得的，这种主要依靠投资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给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且带来了大气污染、水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对国家生态安全和人民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当然，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融入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中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稳步推进，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及“绿色富国”“绿色惠民”等绿色发展理念，从根本上打破了关于自然资源无价、简单把发展与保护对立起来的认知思维。只要我们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绿色发展理念，把环境保护真正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动力，通过技术进步和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完全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生态文化研究通讯：如何看待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整体观念之间的关系？
喻新安：区域经济发展离不开特定地域的资源、能源等自然禀赋的生态环境支撑。一定区域的产业结构、质量效益如何，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形态构成差别也很大，这在当地的生态环境质量上表现很明显。东部地区处于工业化后期，通过关闭和淘汰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提高环境准入门槛，在经济转型稳步推进的同时，整体生态环境正逐步得到改善。中西部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甚至初期，长期依赖资源能源和化工冶炼的重工业集聚发展的产业形态，整体生态环境改善缓慢。但这个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今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打好蓝天保卫战”，河南省已制定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计划，启动了“重点行业温控行动”、“河长制”等重大举措，相信中西部地区的生态状况会逐步好转起来。
说到生态整体观念，习近平同志有过精辟概述，一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二是“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论，三是“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生产力论”。这“三论”都强调，生态环境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必须用生态整体观念和系统化思维，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利用、统一保护和统一治理。可见，区域经济发展也必须建立在生态优先、保护优先的生态整体观念之上，才能真正谈得上是转型发展、绿色发展。
生态文化研究通讯：在发展区域经济中，您认为哪些因素是阻碍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障碍？如何看待地方保护主义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喻新安：阻碍生态环境保护的因素很多，第一位的是思想观念，其次是干部绩效考核和选人用人机制。为了解决思想观念问题，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包括“绿色发展”在内的“五大发展理念”，国家“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贯彻这些发展理念的任务和措施。为了解决体制机制创新问题，中央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问题，要求构建与权力相匹配的问责制度，把党委政府和各部门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落实到人，并把责任压力从中央传导到地方，从政府传导到企业，从企业传导至社会个人，从源头解决体制机制建设问题。
谈到地方保护主义，首先我们要思考为什么会产生地方保护主义。这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地方利益驱动。甲地企业通过扩大资金投入进行技术升级，改进生产工艺和流程使得生产某种产品的污染排放量降低，而乙地和丙地并没有同步加大投入来降低污染排放，从而使甲地企业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因而失去市场竞争力和市场份额，如果地方出于市场保护和地方利益的缘故，对企业行为不管不问，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二是市场调节失灵。就是说，靠市场机制自动调节无法解决环境保护问题。一个企业的盈利剧增完全可能以污染物过量排放为前提，且环境污染可能是跨区域的，如一个企业向河流的污染排放，损害的就是整个流域；同样，降低污染排放和生态环境治理所带来的优质生态产品，如洁净的空气、碧绿的河水、秀美的山川，也不单单为某一地方所独享。要化解生态环境的这种“负外部性”，需要完善的市场法规，健全诸如跨流域、跨地域生态补偿和污染物交易平台建设，实现谁污染谁治理、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把外部性内部化。由此可见，地方保护主义保护的是落后的生产力，是当前环境污染治理的主要障碍，也是实现发展转型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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