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旅行团（—）是中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领导的儿童革命团体，年由江苏省淮安县新安小学校长汪达之创立。
该团以践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念，宣传国难和抗战动员为使命，曾活跃在华东、华北、西北、华中、西南22个省市，历时17年之久，行程5万里，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或褒扬，被誉为“民族解放小号手”的“长征”，以及“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上的一面旗帜”。
目前学界关于新安旅行团的研究，虽有对其旅行路线及活动进行简要梳理者，但总的来看，仍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专题性的研究较少；二是史实考订方面尚有诸多疏漏和讹误，且在史料挖掘方面较为单一；三是未能解读国难、启蒙、政党话语与新安旅行团之间的内在关联。
笔者拟在学界之前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深入挖掘该团的通讯、时人日记、文集、书信、各类报刊杂志的报道以及团员的回忆录等丰富史料，进一步爬梳并考订相关史实，并由此弥补此前学界对于“没有儿童的儿童史”的缺失；另一方面分析在国难与战争这一特定的背景下，新安旅行团一定程度上亦受到了国共关系的影响。
在西安事变以前，新安旅行团屡遭国民党的冷落以及“涉共”的质疑；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建立，中共通过建立团内党支部进行秘密指导，国民党则对该团兼施拉拢与监视的两手策略；皖南事变发生后，由于国民党的破坏，该团在中共的援助下向苏北根据地转移。
在此基础上，笔者将分析新安旅行团开启的新式教育中儿童旅行之新风尚，以及其成长轨迹背后展现的国共关系的演变，进而探究儿童解放与民族解放合一这一现代中国儿童史的政治文化实践。
一、从华东到西北：国民党的冷落与中共党支部的建立新安旅行团的创始人为著名教育家、新安小学的校长汪达之。其为践行恩师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理念，创造性地提出了“组织旅行团”的设想，动员儿童进入社会这所“活的学校”，既以形形色色的生活为教科书，又以“小先生”的角色将知识传授他人，达到宣传国难，唤醒民众投身民族救亡的目标。
年10月22日，汪达之率先将新安小学七名学生组成了“新安儿童旅行团”，自行赴镇江和上海进行了为期57天的短途旅行，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好评。
此次成功的试验，使得汪达之信心倍增，进而拟定了“全国长途旅行”的计划。经过两年的筹备，年10月10日，由顾问汪达之和14名学生组成的“新安旅行团”从淮安县出发，踏上了旅行全国的征程。
事实上，新安旅行团孕育伊始便同中共有着天然的联系。汪达之在策划全国旅行计划之际，得到了上海左翼教师联合会中共党支部的策略指导和物质支持。
针对政治安全问题，左翼教联中共党支部鉴于政府当局反对宣传抗日的禁令，建议以孙中山“唤醒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为宗旨，不公开发表抗日的言论；针对物资保障的问题，左翼教联中共党支部协助接洽上海爱国厂商提供宣传设备和生活用品资助；此外，其还建议向各地政府相关部门争取交通免票的优惠。
左翼教联中共党支部之所以大力支持汪达之，一是缘于丁华、王洞若、孙铭勋等支部成员师从陶行知，或是与汪达之在南京晓庄学院的同窗情谊，或是在新安小学并肩办学的同事之交；二是汪达之带领儿童以旅行的方式，将国家危亡的消息以及党派团结的口号，传至全国各地乃至边疆地区，与中共动员各民族、各阶层参与抗日救亡的方针相契合。
然而，新安旅行团初抵第一站即华东地区，便因国民党官员以敷衍、冷落、责难、利用、监督等态度，一度陷入合法性危机和经费拮据的双重困境。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申请全国合法通行和免费交通方面，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教育厅长周佛海以其无权办理为由，令其自行前往南京国民政府申请；国民党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则认为救国与儿童无关，责令全团立即返回淮安读书；教育部初等教育司司长吴研因仅表示“心有余而力不足”；铁道部和交通部则直接拒绝了交通优待的请求。
二是在国难宣传活动方面，国民党党部、宣传部本企图将新安旅行团纳入其政党宣传系统，如令其沿途播放“剿匪纪实”影片，但被婉拒后，不仅连载批评文章，指责该团“到处招摇”“虚耗光阴”，警示各方切勿效仿，而且派遣特务严密监视，甚至发生了汪达之被殴打致伤的事件。
从表面上看，上述国民党官员对待新安旅行团的态度，与同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正蓬勃开展“儿童年”运动所倡导的“为儿童谋福利”的精神背道而驰。
实际上，该团的受挫遭遇，与此际南京国民政府在对待儿童培养以及抗日问题的立场之间不无关联。
一方面，由于其在“儿童年”间所实施的儿童福利政策仅覆盖大都市上层的儿童群体，故而，由乡村贫苦儿童组成的新安旅行团，自然难以获得政府的重视。况且，其虽认同儿童外出旅行有助于锻炼身心这一理念，但仅建立在“露营”或“短途游历”的前提下，绝非新安旅行团所力主的全国性旅行。
另一方面，新安旅行团宣传抗日的诉求，不仅悖离了南京国民政府“中日亲善”的政令，并且由于该团与“亲共”的陶行知以及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存在着历史渊源，故而被国民党疑为“共匪”团体，亦在所难免。
针对新安旅行团的困境，左翼教联中共党支部改变了“争取国民政府的支持和帮助”的原初策略，转而协助该团探索自立更生的出路。
其一，为应对经济困难，其建议全团通过售书、撰稿、放映电影等方式筹集经费。该团不仅承担了邹韬奋的生活书店和魏新建的国难地图的代售业务，而且担任了上海《儿童日报》《新儿童报》等报刊的特约撰稿人，并在放映电影时酌情收取微薄费用，达到了筹集资金和宣传国难的双重成效。
其二，动员全团离开国民党监控较强的华东地区，转移至华北、西北一带。
这一方面是基于团员人身安全的考虑，因年9月，带领团员参加鲁迅出殡仪式挽歌队的中共地下党丁华被捕后，新安旅行团的“涉共”嫌疑愈加明显。
另一方面则是抗战宣传形势的需要，中共动员包括儿童在内的社会各界组成“绥远前线慰劳团”，慰问傅作义等爱国将士，以期争取他们公开抗日。
年12月中旬至年2月，新安旅行团分为三批，或加入“上海妇女儿童绥远前线慰劳团”，率先抵达绥远慰问，或赴北平参加“上海、北平、天津三市妇女儿童绥远前线慰劳团”，或参加“上海文化界绥远前线慰劳团”，前往北平。
至此，新安旅行团结束了华东地区的旅行，成功地实现了向华北地区的转移。
华北至西北之行，则成为了新安旅行团的关键转折点。一方面，国民党部分官员转而欢迎并争取新安旅行团助其从事抗日宣传与群众动员工作；另一方面，中共通过在团内建立秘密党支部的方式对其进行直接指导，将其作为推动国统区少年儿童运动的“排头兵”。
关于前者，华北、西北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对新安旅行团的慰问还之热情的款待。
在北平，年2月，国民党军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一九三师师长赵登禹召开了小型的慰问座谈会，并组织将士表演了“大刀操”，还同团员代表合影留念，以示团结之意。
在绥远，年3月，省主席、国民党军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派遣副官至火车站专候，为团员准备招待所，并邀请参加收复百灵庙战役的追悼阵亡烈士及祝捷阅兵大会，特别是在“九·一八纪念堂”的抗日军民歌咏大会上，肯定了该团集体歌唱对于激发民众爱国情感的功效。
在甘肃，年2月，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一方面派遣军用卡车亲赴平凉迎接团员至兰州，并专门组织招待会，邀兰州文化界知名人士作陪，另一方面承诺为全团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保障人身安全，以期将之挽留在其辖区工作。
尽管为该团婉拒，但其依旧协助接洽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以及解决从兰州至西安的交通经费等事宜。
部分国民党爱国将领的热情姿态，初步改变了新安旅行团曾在华东地区四处碰壁的困境。究其缘由，大致有两个方面：
一是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得国民党对新安旅行团“涉共”因素的敏感度稍有降低；二是新安旅行团在鼓舞抗日前线国军士气、团结少数民族群众、动员少年儿童等方面有着积极意义。
该团医院，通过话剧表演和歌咏等方式讲述抗战英雄的事迹，而且深入绥西汉、蒙、回等多民族杂居之地，向当地的王公贵族讲述全国的抗战局势，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绥西长期以来的民族矛盾和官民矛盾，为该地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奠定了基础。
此外，该团还在《妇女旬刊》等报刊发表了多篇鼓舞儿童救国的文章，恰好合乎了部分国民党爱国将领形塑儿童英雄模范的政治诉求。
关于后者，中共在新安旅行团组建了秘密党支部。年3月上旬，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党组织正式批准徐志贯、张杰、张敬茂（张牧）三位团员加入中共支部，分别担任书记、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
对此，中共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
其一，三位团员因受中共地下党的政治启蒙影响，主动向党组织表达了入党的诉求。他们在安徽巢县时，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徐舒海，了解到共产国际以及中共工农红军的情况，又在上海国难教育社和救国会获悉中共在法国出版的《救国时报》等报刊，阅读了《八一宣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系统地领会了中共的抗日主张，且在平凉的“抗战书报供应社”通过浏览《新华日报》等报刊杂志，获知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所在地。年11月，徐志贯作为上述三人的代表，以向八路军学习抗日宣传经验的名义，前往庆阳寻找党组织。
其二，因由新安旅行团北上后与先前给予其建议的中共地下党失去了联络，故而亟须以新的方式加强对该团的指导。林伯渠秘密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求由徐志贯等三位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在新安旅行团中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率领全团南下武汉，并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接洽，随时接收中共指令的下达。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新安旅行团建立的党支部，实具有对外与对内双重“秘密”的性质，原因有二：
一是对外方面，尽管国共第二次合作业已达成，但中共认为隐藏党员的身份及支部，有助于其在国统区更便利开展各项活动，即使国共两党产生磨擦，亦可确保他们的政治安全。
二是对内方面，该团顾问汪达之虽历来尊重并乐于吸收中共的指导意见，但其本人尚未主动表达入党的愿望，相反多次强调新安旅行团应当保持政治的独立性，且坚守作为民间教育团体属性这一立场。
由是，新安旅行团所建立的中共党支部，以秘密的姿态随之潜入华中等地，长达三年之久。
二、从华中到西南：国民党的争夺与中共之应对年6月28日，新安旅行团从西安辗转抵达武汉。国民党一反从前在华东地区的冷落与责难，转而表现出极为“热忱”并欲求接近的姿态。究其缘由，主要有二。
首先，新安旅行团在武汉展开了一系列活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中科白癜风恢复美丽黄皮肤小孩得白癜风好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