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的总体布局
刘跃进
（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北京）
年11月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来，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战略性布局，初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近年来，我国国家安全总体布局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1）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标志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的健全；（2）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内容的国家安全思想理论的创新；（3）以新《国家安全法》为基准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形成；（4）以《国家安全战略纲要》为文本的国家安全方略谋划的完善；（5）以“国家安全教育日”为热点的国家安全宣传教育的推进。不久的将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将与“四个全面”一同构成我国的国家大战略；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将成为整个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包括党代会报告和人代会报告在内的党政重要文件中成为与军事国防、外交外事、社会治理等等问题并驾齐驱的独立一部分；国家安全学专业也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专业目录中的一个重要专业甚至是一级学科，开始招收国家安全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为我国国家安全事业培养高级别、高素质的专门人才。
一、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标志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的健全
年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形成了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别是政治局）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为主体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但这种具有明显传统的国家安全体制，已不适应当前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的国家安全新形势。此外，年成立的国家安全部以及此后陆续成立的地方各级国家安全厅局，虽然机构名称上有“国家安全”这个词组，但其工作职责主要是情报与反间谍，并无权管理军事国防这样的传统安全问题以及其他领域越来越广泛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年组建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也仅仅是在“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上挂了一个新牌子，两块牌子一套机构，把国家安全主要限制在对外安全方面了。这说明，中国以往的国家安全体制和机制并不完善，存在着多方面问题，因而需要完善与健全。
为此，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①]的任务。
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健全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②]
年十七大时，大会报告又提“健全国家安全体制”。[③]此前的“国家安全工作机制”一词，在此变成了“国家安全体制”。
年十八大时，相应的提法又变成了“完善国家安全工作机制”。[④]
如此等等，说明中央高层从年开始，就一直在探索健全或完善“国家安全工作机制”和“国家安全体制”这一重大问题。到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时，这种探索终于有了一个具体设想，就是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全会《公报》，有一段完全相同的话：“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⑤][⑥]
这就把将近十年的关于完善国家安全工作机制和国家安全体系的说法具体化了。就在这次全会上，总书记习近平就《深化改革决定》做说明时，进一步对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事做了具体阐述。他指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当前，中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⑦]这段话指出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必要性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但习近平所用术语，不是“机制”，也不是“体制”，而是“体制机制”。
两个多月后，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年1月24日正式成立，习近平任主席。按照规定，作为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由此，10年来一直在提出的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终于迈出了重要一步。
年4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上，习近平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同时对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目的和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原则做了重要阐述。他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目的就是更好适应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他强调：“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要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狠抓落实。”[⑧]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既是长期以来健全或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的一个重要结果，又是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机构的一个基础和开端。虽然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设立，但理顺国家安全管理中各种关系的任务，特别是中央一直强调的“健全国家安全体制机制”的任务，并没有最后完成。比如说，从理顺关系上看，需要尽快成立“国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比较现实可行的做法，是比照中央军事委员会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模式，在“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再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牌子，使其同时成为国家机构。此外，在“国家安全”一词由于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年成立的“国家安全部”及后来陆续建立的地方国家安全厅、国家安全局，其名称中再用“国家安全”一词就不那么合适了，应根据其职责，改名为“反间谍与情报部”或“情报与反间谍部”等等。[⑨]
显然，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是完善国家安全工作体制机制的重要一步，但并不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的全部内容。近年来，对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另一重要举措，则是国防与军队改革。在年11月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作为单独一章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决定》要求：“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创新发展军事理论，加强军事战略指导，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⑩]为了切实做好国防和军队改革，中央军委成立了由习近平任组长的“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年3月15日，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强调“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坚持用强军目标审视改革、以强军目标引领改革、围绕强军目标推进改革”。年1月，《中央军委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公布，军改的总体目标被定位为：牢牢把握“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原则，以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为重点，协调推进规模结构、政策制度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改革。按照总体目标要求，年，重点组织实施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年，组织实施军队规模结构和作战力量体系、院校、武警部队改革，基本完成阶段性改革任务；年至年，对相关领域改革作进一步调整、优化和完善，持续推进各领域改革。政策制度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改革，成熟一项推进一项。[11]目前，国防与军队改革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但更深入的改革还在继续。
年3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年)规划纲要》，用了“健全国家安全保障体制机制”的表述，并对其具体内容做了详细规划，主要内容包括：（1）制定实施政治、国土、经济、社会、资源、网络等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政策，明确这些重点安全领域的中长期安全目标和政策措施，提高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2）加强国家安全科学技术发展和装备建设，建立健全国家安全监测预警体系，强化不同领域监测预警系统的整合，提升安全信息的搜集、分析和处理能力；（3）建立外部风险冲击分类分级预警制度；（4）加强对重大安全风险的监测评估，制定国家安全重大风险事件应急处置预案；（5）健全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和机制；（6）对重要领域、重大改革、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政策等进行国家安全风险评估；（6）建立重点领域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的协调机制，加强国家安全工作的组织协调。由此可见，十三五期间，健全国家安全体制机制的任务十分艰巨，将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年12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国家安全工作的意见》时认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工作，推动国家安全工作在制度、法治、方略、工作举措上取得了新的明显进展。”[12]这段话高度概括了中共十八大以来官方国家安全的总体布局，特别把肯定国家安全工作在“制度”方面“取得了新的明显进展”。这里没有沿用“机制”“体制”“体制机制”等不同说法，而是用了“制度”这个概念，但实质是肯定国家安全体制机制或制度方面的创新。
年2月17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在谈到近年来国家安全工作时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工作，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和总体部署，推动国家安全工作取得显著成效。”[13]显然，“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此被看作是近年来官方在国家安全领域首先取得的“显著成效”。但是更重要的是，习近平在这次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又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的一些具体任务。例如，在社会安全领域，“要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高社会治理整体水平，注意从源头上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要加强交通运输、消防、危险化学品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治理，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又如，在信息安全领域，“要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提高网络安全保障水平，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加大核心技术研发力度和市场化引导，加强网络安全预警监测，确保大数据安全，实现全天候全方位感知和有效防护。”还有，在外部安全方面，“要积极塑造外部安全环境，加强安全领域合作，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同时，还“要加大对维护国家安全所需的物质、技术、装备、人才、法律、机制等保障方面的能力建设，更好适应国家安全工作需要。”[14]如此等等，正是下一步继续健全国家安全体制机制或国家安全制度时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内容的国家安全思想理论的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官方历来十分重视国家安全问题，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问题和挑战，从不同方面维护了国家安全。但是20世纪80年代初之前，官方文件并没有使用标准的“国家安全”一词，而是用“我们国家的安全”、“中国安全”、“祖国的安全”等等表达国家安全问题，用“要准备打仗”、“保卫祖国”、“加强战备”、“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来表述国家安全的保障问题。年，时任总理赵紫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成立国家安全部时，首次在官方文件中使用了“国家安全”一词。时隔三年，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再次用到标准的“国家安全”一词。20世纪90年代后，官方越来越多地用到“国家安全”一词，也越来越多地在“国家安全”概念下讨论各种国家安全问题。到了世纪之交，中国官方形成了一种“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15]这种新安全观虽然是一种非传统的安全观，但它却是一种只北京治白癜风那里好一点专业治疗脸上白癜风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