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键，黄辉，蒋宏杰
校对：卜菲菲
编辑：杨葛巍
学界周知，独特鲜明的学术思想是学术流派的灵魂和核心，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创新发明是学术流派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中医学尤其如此。新安医学作为中医学中具有很高影响力的地域性学术流派，学术争鸣异常活跃，创新发明众多，理论学说纷呈。新安医家在探研中医学术的过程中，参古博今、融会贯通，结合临床、大胆创新，或“推求阐发”，或“驳正发明”，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科学价值的学术观点和理论创见。陈雪功在《新安医学学术思想精华》一书中，提出并系统阐述了“新安医学十大学术思想”[1]。笔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参考最新的学术研究进展，对“新安医学十大学术思想”作了适当的调整，并从医学社会背景、理论实践基础、学术内容、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等方面做了进一步的疏理、凝炼和阐述，力求阐明其学术内涵的精华所在。笔者在研究中发现，这“十大学术思想”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体系完整、系统全面，尤其是其中汲取前人成果加以归纳、阐发和完善的学说，填补了原本的学术空白，其系统性、全面性、完整性就显得更为突出，故称为之“新安医学十大学说”更为妥当1营卫一气说“营卫一气说”是明代天顺至嘉靖年间新安医学家汪机（年-年）为修正和完善朱丹溪“养阴说”而提出的创新学说。元末明初江南地区朱丹溪滋阴学说盛行，当时最有影响的医家王履、戴元礼均是朱丹溪的门人，明代早中期年长于汪机的著名医家虞抟、王纶等也都力主朱丹溪学说，王纶专著《忌用参芪论》，发挥朱丹溪滋阴说，力辨过服人参、黄芪之害。朱丹溪《格致余论》中所提出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本是对南宋滥用《局方》香燥流弊的纠偏，但王纶倡言后盛行过度，一些医家理解不深，盲从于“气常有余，血常不足”、“气有余便是火”之论，偏执滋阴之说，“视参芪不啻鸩毒”，凡遇“虚热”之证，动辄滋阴降火，过用苦寒滋腻，戕伤元气，矫枉过正而渐成新的时弊。对此，汪机与同时代的著名医家韩懋、薛己等都有所觉悟，尽管汪机私淑朱丹溪，曾整理戴元礼所笔录的朱丹溪医案医论编成《推求师意》一书，并曾以滋阴法为主治愈母亲多年宿疾。朱丹溪“滋阴降火”治法对论治当时广泛流行的痨瘵病确有临床价值，但从其本人的诊疗记录来看，反而更重视调补气血，大量应用人参、黄芪等甘温益气药物。汪机在《辩〈明医杂著·忌用参芪论〉》一文中，就反复列举朱丹溪治疗血虚有火而“率以参、芪等剂治之而愈”的案例。明代新安医学家江瓘所著《名医类案》载有朱丹溪医案则，其中应用人参、白术、黄芪者就有则，占70%，也证明朱丹溪临床并非以知母、黄柏泻火滋阴为主，相反更注重人参、白术、黄芪等甘温补益脾胃的临床应用，当然也注重当归、川芎、白芍、熟地黄养阴补血，推崇四君子汤的同时也推崇四物汤。当时求诊汪机者，多有曾遍试诸医、历尝诸药，非发散之过则降泻之多，非伤于刚燥则损于阴柔，耗伤正气，原病未除反添医源性新症情，尤其滥用苦寒而致脾胃正气受损的案例颇多，《石山医案·营卫论》有言：“吾见胃虚气弱、不能运行、血越上窍者，多用四物汤凉血之药，反致胸腹痞闷，饮食少进，上吐下泻，气喘呕血，去死不远，岂可谓无害耶？”亲身体会到株守滋阴的流弊，汪机由衷地发出这样的感叹：“何世人昧此，多以阴常不足之说横于胸中，凡百诸病，一切主于阴虚，而于甘温之药一毫不敢轻用，岂理也哉？”
生活在朱丹溪学说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和地区，如何从理论上疏通与实践相冲突的困惑，纠偏滥用苦寒之时弊，已显得十分迫切。为此，汪机专著《营卫论》一文，以《黄帝内经》气血营卫立论，煞费苦心地从中找到“营气”这样一个沟通阴阳的切入点，引出了“营卫一气说”，细心慎密地分步阐述。第一步，《营卫论》开言就将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解释为“论人之禀赋也”，系专论人在一生的生命过程中阴气不足而阳气有余，“丹溪揭出而特论之，无非戒人保守阴气，不可妄耗损”而已，“而非论治阴虚之病”，“未尝专主阴虚而论治”，也“不专主于血”，也就是说其本质属养生理论。生理发育过程中阴精难成而易于亏乏、情欲无涯而相火易动，摄生延年必须收心养心静心，顺应自然，以保养易亏易损之阴精。在括清其内涵基础上，汪机反而又补充了人生多劳倦伤阴、七情伤气故而阴常不足的认识，发明了病理状态下阴气易伤之论。第二步，汪机从营卫关系出发，认为“阴不足”是指营气而言，“阳有余”是指卫气而言，由此把朱丹溪滋阴说引向补营气。一方面，“营气者，水谷之精气”，即所谓阴气也，各种疾病都可耗伤阴气。另一方面，卫为水谷之悍气，慓疾滑利，“阳有余者，指卫气也”，一旦虚脱就有生命危险；但营卫同源，营卫一气，异名同类，相互依存，营阴依靠卫阳才能营昼夜、利关节，卫阳依附于营阴才能固护于外，两者一虚俱虚。所谓阴不足当包括营卫血气之虚，而且临床上营气亏虚致卫阳散失者更为常见。《营卫论》强调：“使阴气若虚，则阳亦无所依而飞越矣……此丹溪所以拳拳于补阴也。”第三步，根据“太极”阴阳互根原理，汪机认为营非纯阴，营中有卫，营兼气血，营中亦有阴阳，只不过在各经的分布有气多血少与血多气少之别，营血中的营气即是阴中之阳，化生、推动营血而发挥功能，此中阳气可虚可补矣。《营卫论》分析说：“古人于营字下加一气字，可见卫固阳也，营亦阳也。故曰血之与气，异名而同类。补阳者，补营之阳；补阴者，补营之阴。”这样就在滋阴理论与温补气血方药的运用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由此“是知参、芪补气，亦补营之气，补营之气即补营也，补营即补阴也”，论证了人参、黄芪“不惟补气亦能补血”，具有补气、补营又补阴等多重实际疗效，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人身之虚皆阴虚也”。在这里，汪机紧紧扣住营气的“气”字大做文章，营卫、气血、阴阳都归结为一个“气”字，营卫、气血、阴阳之虚都不离营气，巧妙地把“补营”转成了“补气”，阳生阴长，补气也就成了补阴的基本原则。《营卫论》这一新解释，扩大了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的内涵和外延，冰释了滋阴学说与实践的自相矛盾，其再传弟子孙一奎云其“深有功于丹溪者”也。但我们从反向思维来看，既然“补气即补营、补营即补阴”，那么反过来是不是可以说“补阴即补营、补营即补气补阳”呢？汪机回避了补阴以温补阳气一说，没有对此作出进一步的反思和解答。“营卫一气说”的提出同时还受到李东垣学说的启发。汪机父亲汪渭亦为当地名医，对朱丹溪滋阴说的局限性也有所认识，尝谓：“东垣主于升阳补气，丹溪主于滋阴降火，若阴虚阳亢，当合东垣、丹溪两法治之。”受父亲的影响，汪机同样也推崇李东垣，重视脾胃元气。《营卫论》指出：“营气卫气皆藉水谷而生”，“诸病亦多生于脾胃”，人参、黄芪味甘性温为“补脾胃之圣药也”，强调“脾胃无伤，则水谷可入，而营卫有所滋，元气有所助，病亦不生，邪亦可除矣”。他以营气为切入点和共同环节，将李东垣胃气不足生内热、元气不足则阴火亢盛，与朱丹溪阴气不足而相火有余两者联系起来，指出“丹溪以补阴为主，固为补营；东垣以补气为主，亦补营也，以营兼血气而然也”。由苦寒滋阴过渡为甘温补气，沟通了朱丹溪补阴与李东垣补气之说，实质上是“引李入朱”，在朱丹溪补阴的名义下倡言李东垣补气思想。不仅使朱丹溪养阴与李东垣补气在理论与治疗上达到了统一，也为其倡立“参芪双补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其《石山医案》一书处处都体现出人参、黄芪补气补阴的学术思想和临证体验。虽然《营卫论》的出发点是维护和完善朱丹溪学说，汪机本人也力避温补之说，但其偏重温补阳气的实质显而易见。后人则将其参芪补营的理论与运用习称为“培元固本”，认为“营卫一气说”是汪机补气培元治法的立论基础，与“参芪双补说”一起构成新安温补培元派的核心学术思想。汪机首倡“营卫一气说”，以营气为切入点和共同环节，通过一番推陈出新的科学改造，将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统归为营卫阴阳，阐发了“补营”具有补阴和补气的双重价值，既修正和改造了朱丹溪养阴理论和临床应用，使补养阴气变得更为重要而广泛；同时又融李东垣补气与朱丹溪补阴为一炉，治法上形成“调补气血，固本培元”的学术观点，开创了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成为明代中后期温补派的先导。其再传弟子孙一奎又创“命门动气说”，将培元固本从培固脾胃元气发展到注重命门元气，使培元固本治法更趋全面和完善。汪机“营卫一气说”起到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至今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难治性疾病的辨证论治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王乐匋先生曾评价：汪机虽传朱丹溪之学，避开相火立论，以为阳有余便是气有余；又避开阴不足之论，认为阴不足实是荣气不足。卫气营卫皆借脾胃水谷之气以生，脾胃有伤，非甘温之品不能补，而参芪味甘辛温，为补脾胃之圣药；脾胃无伤，营卫便可资，元气便有所助，即有外邪，也不致有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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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气命门说“动气命门说”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新安医学家孙一奎（年-年，一说年-年）吸收太极非阴非阳思想而创立的命门新说。命门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其位置是指目或睛明穴，又有“七节之旁，中有小心”之论，后世有指其为命门者；《难经》一改而提出“左肾右命门说”，指命门为右肾这一特定的脏腑，同时认为“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属性早期又遵《黄帝内经》“肾者主水”说。另外，《难经》又言“诸十二经脉者，皆系于生气之原……谓肾间动气也”，似有指“肾间动气”为命门。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在两肾俞穴中间径有命门一穴，宋铸“铜人”命门穴亦在两肾之中。到了金元时期，刘完素《宣明论》根据道教《仙经》“心为君火，肾为相火”说而立命门相火说，明确“右肾属火不属水”，突破了命门属水之论；朱丹溪《格致余论》则首次引进宋代理学太极概念，专论肝肾相火。宋明时期理学倡盛，太极阴阳说盛行，对中医学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一奎就认为“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引者注：太医指医术高明的医生）”。太极学说引入医学领域，为命门学说的蝶变新生提供了理论基础。面对命门具体部位、脏腑属性、阴阳水火属性聚讼纷纭的局面，理学功底深厚、易医兼通的孙一奎，吸收新安理学大师朱熹“太极自是太极，阴阳自是阴阳”的思想精髓，著《医旨续余》一书，立“太极图说”、创“命门图说”，发明“动气命门说”，以探明生命的本原。“动气命门说”认为，人居天地之中，其生命的发生、变化与万物一样，亦具太极之理；并以豆发芽为喻，指出生命之初，“男女未判，而先生此二肾，如豆子果实，出土时两瓣分开，而中间所生之根蒂，内含一点真气，以为生生不息之机，命曰动气，又曰原气，禀于有生之初，从无而有”。进而在《难经》原气论的启发下，结合佛学“圆觉”和道家“金丹”、“玄牝之门”等认识，明确提出此生生不息之肾间动气，乃阴阳之根蒂，即先天之太极、后天之命门，生命由是而生。《医旨续余》在引《难经》“肾间动气者，人之生命，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之意后，明确指出：“命门之意，盖本于此，犹儒之太极，道之玄牝也。”可见在孙一奎心目中，命门动气比五脏六腑层次更深，生命的中枢不是心也不是肾，控制脏腑生长发育和功能协调的是命门动气。显然，独立于脏腑系统之外的命门动气，是难以用脏腑阴阳属性来定性的。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命门是无形的动气，非水非火，非有形之脏腑，并无脏腑表里经脉之连属，也无十二经之动脉可诊察。《医旨绪余》曰：“命门乃两肾中间之动气，非水非火，乃造化之枢纽，若谓属水属火、属脏属腑，乃是有形之物，则经络动脉而形于诊，《灵》、《素》亦必著之于经也。”但万物造化之生机，在于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为此孙一奎认定，肾间动气应属《周易》之“坎”卦，两肾包括右肾属水无疑，命门应为阴中之阳，一阳而居二阴间而为坎，“坎中之阳，即两肾中间动气”。命门无形，生命之根，原气所系，非脏非腑，非水非火，乃坎中之阳，造化之枢纽，生殖活动的调节中枢，生生不息的生命动力，“五行由此而生，脏腑以继而成”。此说逻辑严谨，一理贯通，堪称是典型的“太极（命门）→阴阳→五行（脏腑）”的生命演化模式，与现代人体发生学、基因调控理论、整体调控系统论都有诸多惊人的相似与契合之处，通过比较都能从中找到先人探索生命的印迹。与孙一奎遥相呼应的是，同一时代寓居京师的新安太医徐春甫，在其编撰的《古今医统大全·老老余编》中，对肾间动气作了更具体的描述：“两肾中间，白膜之内，一点动气，大如箸头”。两位新安医学家均系汪机的再传弟子，孙一奎“动气命门说”的提出，原初动因则是承先师之说，进一步纠偏朱丹溪滋阴降火之时弊。明代江南地区朱丹溪学说盛行过火，除“阳有余阴不足论”外，其“相火论”更认为，相火有常有变，指肝肾相火为元气之贼。流俗时医未明其用，往往动辄滋阴降火、寒凉攻伐，常损人脾胃、克伐真阳。孙一奎临证中体验到了生命“活力”的重要性，创说“命门动气”，又相辅发明“三焦相火为元气之别使”的观点，否认肝肾相火（贼火）论，指出“命门不得为相火，三焦不与命门配”，并继承汪机“营卫一气说”，倡言“原气（命门动气）-宗气-营卫之气”相互为用，认为先天原气推动宗气，后天宗气滋养原气，宗气又推动营卫而不离营卫，形成了一个维系生命动力与能量的链条。临证注重补养命门元气，推崇温补肾阳，既擅用补中益气汤治疗三焦元气不足，又擅于以人参、黄芪合用附子、肉桂等，益气温阳以调治内伤杂病，更创制有壮原汤、壮原丸等温补命门元气的代表方，以纠正当时滥用寒凉而损伤肾阳的时弊。如果说汪机“营卫一气说”是对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的扬弃，那么孙一奎“动气命门说”及“三焦相火（正火）说”、“外邪火、五志淫火”论，则是对朱丹溪“相火（贼火）论”的彻底否定。孙一奎将“动气命门说”与“营卫一气说”联系起来，将培元固本从脾胃元气扩展到命门元气，完善了温补培元治法的理论基础，成为新安医学温补培元派继汪机之后的第二位代表性医家。“动气命门说”是明代“太极-命门”理论研究之发端，是医易合流的第二次高潮时创造的新学说，引发了明清两代的学术创新，明代赵献可、张景岳等均有进一步阐发，张景岳所谓“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之说，正与“动气命门说”相契合。孙一奎融合儒、释、道之说而发明“动气命门说”，既有物质基础又有哲学内涵，实际上是古代哲学在中医人体调控机制上的理论阐述，符合生命科学的复杂性和统一性，是中医学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创新，对当今临床疑难杂证的辨治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3错简重订说“错简重订说”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新安医学家方有执（年-年？）研究《伤寒论》，调整篇目、重次条文编著《伤寒论条辨》，从而率先提出并得到后世响应而形成的新说。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问世不久即因战乱而散佚缺失、简牍错乱，西晋太医令王叔和通过收集和整理，将其伤寒内容重编为《伤寒论》；至宋代经林亿等重校，世称宋本，为现存最早的古本。金元以前有摘录纂书者，有重新汇编者，亦有注释发挥者，如唐代孙思邈以方类证，其《千金翼方》卷九、卷十重编为条；北宋庞安时研究“广义伤寒”，所著《伤寒总论》将多种热病纳入其中，虽不拘于王叔和文本的顺序及内容，但尚未对其编次和内容提出异议。到了元末明初，医家王履率先提出了怀疑：“惜其既以自己之说，混于仲景所言之中，又以杂脉、杂病纷纭并载于卷首，故使玉石不分，主客相乱。”而有重新编次的思考和设想。无独有偶，同时代年长于方有执而身孚众望的另一位新安儒医余傅山，也有重次《伤寒论》“残篇断简”的心愿。但均未付诸于行动。方有执研究《伤寒论》20余年，深虑王叔和之整理编次“流源已远”，“简篇条册，颠倒错乱殊甚”，宋本“代远年湮而失仲景之旧”；后经成无己作注时又多有误改，窜乱传本，“时异世殊，不无蠹残人弊”，致眉目不清，意义不明；更经后人校刊注解“依文顺释”，鱼鲁亥豕，不明其义，沿袭前误，失去了原著伤寒兼杂病的完整性。在当时经典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在孙思邈、王履、余傅山等先哲的启示下，方有执悉心推敲张仲景原意，逐条辨析，“重考修辑”，采用削、改、移、整的方法，形成《伤寒论条辨》新体例，力求还其本来面目。“错简重订说”首先认为，通行本《伤寒论》第三篇“伤寒例”非张仲景原文，与其原意难通，方有执推测是成无己所为（实为《素问·热论》等书中的内容而有深化，乃王叔和所加），而予以删削。其二，《伤寒论条辨》改订三阴三阳病脉证并治诸篇，主要对“太阳篇”大加改订。将“太阳篇”分为“卫中风”、“营伤寒”、“营卫俱中伤风寒”3篇，凡桂枝汤证及其变证一类的条文，列于“卫中风篇”，共66条20方；凡麻黄汤证及其有“伤寒”二字列于条首的条文，列为“营伤寒篇”，共57条32方；凡青龙汤证及其有关的变证、坏证等条文，汇为“营卫俱中伤风寒篇”，共38条18方。以上3篇列为前三卷，是全书的重点。其三，《伤寒论条辨》对卷、篇及条文的位置斟酌情形作了前后调整，将王本《伤寒论》第二篇“平脉法”内容提至第一篇“辨脉法”之前，俱称为“辨脉法”，并整体移置于书后第十三、第十四上下篇，与“辨痉湿暍病脉证第十二”篇相合而为第七卷。并称平脉、辨脉法2篇“皆叔和述仲景之言，附己意以为赞经之词”，篇名系后人所加，虽非原著但有张仲景的内容，能羽翼张仲景说而予以保留，然“传不可以先经”，故移于文末；颠倒2篇次序，乃因“论脉亦无先各脉而后平脉之理，且平脉不过前数条”。至于“辨痉温蝎暍脉证”篇，原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内容，因《伤寒论》与《金匮要略》重复，虽不宜砍削，也应移于篇后。最后，《伤寒论条辨》对其他各篇作出相应的调整，阳明与少阳2篇列为第四卷，太阴、少阴、厥阴3篇为第五卷，温病、风温、杂病，霍乱病，阴阳易、差后劳复3篇为第六卷，第八卷仍保留了王叔和“诸可与不可”等篇，以备临证参考。通过调整条文中秩序、整移条文、改订和削删，重新编次排列，增强了原书的系统性和条理性。方有执重新考订《伤寒论》，绝不仅仅是篇章条文的编排整移，而是反映了他对伤寒病发生发展、传变转归的认识。首先，全书条辨重订以“太阳篇”最为突显，其归类编次的实质意义在于：一是将伤寒太阳病归纳为“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感、营卫俱伤”3种，外感风寒邪气发病不外此3型，虽各有各的变证、坏证，但都有“营卫不和”的共同病理基础；二是书中注释太阳病第一条曰“此揭太阳总病，乃三篇之大纲”，开创了六经提纲说，形成了“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三纲鼎立说之雏形，由此将风寒中伤营卫提到整个伤寒病的共同病理基础来认识，深刻地揭示了伤寒病的发病、传变、转归规律，是对伤寒学的发挥。其次，《伤寒论条辨》推翻了宋代伤寒家朱肱创立的“六经经络说”，认为六经不是六条经络，而是人身的六大层次、六个分部。《伤寒论条辨·图说》曰：“六经之经，与经络之经不同……人身之有，百骸之多，六经尽之矣”；伤寒六经决非伤寒一病所独有，而是百病之六经，五脏六腑、四体百骸、周身内外无所不赅，《或问》篇又曰：“六经岂独伤寒之一病为然哉，病病皆然矣”，无论何病皆可以六经为纲。第三，方有执认为《伤寒论》“所论不论啻伤寒而已”，亦论杂病，指出张仲景“愤伤寒不明，戚宗族之非命，论病以辨明伤寒，非谓论伤寒之一病也”，即使外感六淫，其传变有发为伤寒病者，也有发为杂病者。所以提出了“乱伤寒”和“杂伤寒”的概念，将温病归为杂伤寒，而“凡痉湿暍，皆与伤寒相涉无疑，故一一条辨而例论之”，新增“温病、风温、杂病”篇，把条文前有“病人”、“病”及有关杂病的条文归入此篇。方有执的“条辨”，突出了《伤寒论》不惟论伤寒之义，强调了六经辨证乃辨证论治的基本方法，较全面地反映了张仲景辨证论治的规律，对于纠偏关于《伤寒论》学术价值的错误认识，指导实践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2方有执首倡错简重订以后，得到了后世医家的积极响应，清初三大名医——喻昌、张璐、吴谦等均步其后尘。喻昌首先大为赞赏，著《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大量引用方有执之说并加以阐发，对其改订的“太阳篇”大加发挥，提出四时外感以冬月伤寒为大纲，伤寒六经再以太阳经为大纲，太阳经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明确倡导方有执太阳三纲鼎立说。新安医家程应旄著《伤寒论后条辨》，其弟子王珏作序中点明其意：不以“伤寒”二字读《伤寒》，而以“表里脏腑”四字上读伤寒；新安太医吴谦奉勅编撰《医宗金鉴》，首列其自撰之《订正伤寒论注》，编次悉以《伤寒论条辨》为蓝本，取方、喻、程之注不少，因《医宗金鉴》乃乾隆御赐书名而颁行天下，其后从“错简重订”、“三纲鼎立”说者甚众。追随方、喻者还有郑重光、程知、吴仪洛、章虚谷、周扬俊、黄坤载等医家，新安医家郑重光著《伤寒论条辨续注》，补方有执所未备；新安医家程知著《伤寒经注》，则以喻昌《尚论篇》为基础。当然，方有执并未见到《伤寒杂病论》原本原貌，虽“求合乎仲景之道”，但未必能符合张仲景原意，也未必所有条文的排列都优于宋本；且改动太大，一时让人难以接受。明代张卿子（新安医家）、张志聪，清代陈修园等均反对其说，如陈修园强调“不敢增减一字，移换一节”。而清代伤寒家柯韵伯、徐灵胎、尤在径等则强调，不必过分追究错简真伪，也不必孜孜于考订编次，关键是要阐发张仲景辨证心法。由此形成了错简重订、维护旧论和辨证论治三大伤寒学术流派。错简重订派阵营庞大，思想活跃，不囿旧说，各有创新，影响最大，甚至远播海外，对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也有直接影响。“错简重订说”给明清医界吹来一阵清新之风，开启了伤寒学百家争鸣的序幕，掀起了《伤寒论》研究的新高潮，仅相关的新安医著就达50部，使伤寒学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推动了伤寒学术研究的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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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元阴元阳说“元阴元阳说”[1，6]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新安医学家罗周彦（年-年？）首次以元阴元阳细分元气并具体指导疾病的辨治、立法、遣方、用药的创新学说，也是“元气论”在中医诊疗领域的具体运用和拓展发挥。所谓“元气论”，是我国古代以“气”来探求宇宙本原、阐释天地变化并解释万事万物发生、发展运动规律的哲学学说。“元气”这一术语源自于道家著作，先秦《鹖冠子·泰录》有“天地成于元气”的认识；汉儒刘向、刘歆父子“辨章学术”，提出“太极元气”之说；北宋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作《太极图说》，以太极为元气倡言其道。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元气从一开始就是指产生和构成天地万物的终极本原，这一内涵从古到今一直未变。医学与哲学同体同构，中医学在探索生命规律中必然要参与到元气的研究中。《黄帝内经》虽无元气一词，但有肾气、真气之名，有“先天之精”、“后天之精”之分并为人身之本的论述，《素问?宝命全形论》还指出“人以天地之气生”、“天地合气”而为人，且“人与天地相参”；《难经》首次将元气（原气）引入医学领域，用以阐明生命的原始动力，强调元气来源于先天，化生于下焦命门（右肾）。后世据此认定，元气同样也是人体的根本所在，是生命活动的终极本原和原始动力。“人活一口气”，气在则命在，气息停止则标志着生命的终止，伤元气就动摇了生命的根基，保养元气成为养生防病的第一要义。可见《素问》、《难经》奠定了中医元气论的基础，并开启了秦汉以来历代探寻元气养生的漫漫征途。到了金元时期，李东垣汇通真气、元气，而又视胃气为元气，有“真气又名元气”和元气即“胃气之别名”两个涵义。宋代伊始太极理学大行其道，朱丹溪首次将太极引入医学，有“相火乃元气之贼”论。明代新安医学家汪机起而修正朱丹溪之偏，创“营卫一气说”和“参芪双补说”，倡导温补培元治法，其后门生及后学承其学说，在罗周彦之前就已经形成一大批以温养气血、培补元气为治法的新安医家群体，譬如程廷彝倡说《病用参芪论》；汪副护自号培元子；徐春甫秉持李东垣“脾胃元气说”；孙一奎自号生生子，以注重元气生生不息为己任，以命门动气为元气而持“肾、命门元气说”；吴崑提出“针药保元说”等，尽管在或补脾或固肾或脾肾同治上有种种不同，但治疗上都善用人参、黄芪或合干姜、附子共用。显然新安医家们不满足于以元气解说生理病理，其固本培元实践突显了元气在疾病治疗上的实用价值，但治病范围有限，仍停留在“未病培元、既病保元、病后复元”、防伤元气以免加重病情甚或导致不治，尚未完全彻底地摆脱“治未病”的范畴。
罗周彦，明代南直隶省徽州府歙县人，幼多病而学医，从医侨居同属南直隶省的泰州，治病投药即效。秉赋薄弱应是其白癜风怎么能治好CCTV品牌影响力北京中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