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钱塘江流域为发展轴心是杭州城市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它拥有雄厚的历史底蕴和指向未来的现实意义。
皖南赣北浙西 南北两源归一
关于钱塘江源头，历史上有过一源、二源、三源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察后终有定论：“钱塘江有南、北两源。北源长于南源56千米，而南源集水面积和年径流量均为北源的1.7倍。北源源出安徽省休宁县皖、赣两省交界怀玉山脉主峰六股尖东坡，自上而下称大源、率水、渐江、新安江；南源源出休宁县南部的青芝埭尖北坡，从上而下称齐溪、马金溪、常山港、衢江、兰江。”钱塘江北源的新安江与南源的兰江在建德市梅城会合成富春江，流经桐庐县和富阳区多公里后，从萧山区闻家堰进入古钱塘江段，也就是所谓狭义的钱塘江。此一江两源在地理、历史和人文方面的特色有待更好地挖掘和呈现。
北源新安江的特点在于它的处变不惊：经历了共和国建设初期的大开大合，仍保存着人类跨越千年的心有灵犀。“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今天，当人们站在高高的白沙大桥上低头见到水草中缓缓游弋的鱼儿时，依然可以与唐代诗人李白产生跨越时代的强烈共鸣。而事实上，无论在河道还是构成上新安江都经历了巨变。上世纪50年代，因上海、南京等华东重镇缺电，国家计划在新安江上截流建设水电站。年建成的新安江水电站是当时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体现了当时中国的最高技术水平和标准。其中不能忘记的是当地百姓对国家建设的全力支持。为配合水电站建设，水库库区个自然村的近30万农民在政府指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外迁移民。
浦江（黄涌泉摄）
笔者认为：移民现象古今中外都有。但是，为国家建设而进行的有组织的移民并不多见。18世纪后半期，疆域横跨西欧、中欧、东欧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曾组织过多瑙河移民，鼓励获得“自由身”的翻身农民从西部（今西欧）发达地区坐船往东，到达刚刚结束战乱，人烟稀少的多瑙河中下游地区开疆拓土。这些移民为国家的农业发展和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德语国家（包括曾经的德语国家）“多瑙河施瓦布”仍然是代表当年移民或移民后代的专有名词，其中包括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如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先生。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但是，同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多瑙河移民的故事因为国家（奥匈帝国）的分崩离析而只能留在当事人的个人记忆中。而新安江移民的牺牲和创造精神作为不可磨灭的文化记忆不仅在博物馆中永久展出，还在分布于省内外的“新安移民园”中得到传承和发展。
泗淛同源中华大地共谱新篇
钱塘江流域不仅在形态上呈“两源归一”之势，更在文脉上显“南北同源”的特点，深受中国儒家文化浸润并极大地发挥着它的社会影响力。靖康之乱后，祖居曲阜的孔子第48世孙随宋高宗扈跸南渡而被赐居衢州，儒家学说从此在江南开始传播。孔氏后人在衢州传六代以后，南宋灭亡。元世祖忽必烈召见孔子第53世孙，令其载爵归鲁，主曲阜祭祀。孔洙婉拒，让爵于曲阜的族弟。失去衍圣公称号后，孔洙在衢州另立家庙，以任学官、办学校等方法率领族人继续发扬南孔之力。今天衢州孔庙高悬的“泗淛同源”匾额正是南迁孔氏后裔认定自己身在淛水（同“浙水”，即今广义钱塘江），源在山东泗水的最好写照。
孔氏南宗族人对中国儒家文化在浙江的继承和发扬作出了极大贡献。南孔完成了儒家文化的一次大演进，在保持“仁”的核心价值前提下开始注重经济实效，在坚持家国情怀的同时把实践路径从“治民”转变为“富民”。衢州南孔“促进了学术中心的南移，使南方的崇儒之风日盛；（通过）儒术的辩论交流，弘扬了孔子‘重义而不轻利’的思想，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具普遍意义的是，孔氏南宗弘扬了这里的读书风气，推进了教育的发展，以致减少了民间争讼，礼仪之风盛行。本人调研经过的钱塘江沿岸城乡，无论是北源的淳安、建德、梅城，还是南源的开化、衢州市、兰溪，历史上都曾拥有众多书院。旧时淳安先后有书院23所。小小兰溪曾有书院20所。深处腹地的开化县也曾拥有10多所书院。这些书院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教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并不多，孔氏南北两宗亦少有往来沟通，而衢州南孔因人员所限没有能力承办更多的推广或研究活动。
一江春水东流 浙江古城新运
历史上，钱塘江在各段均有别名：流经古新安县（今杭州淳安县）的是新安江；流经马金镇的是马金溪；流经常山县的是常山港；流经衢州市的是衢江；流经兰溪市的是兰江；流经桐庐县的是桐江；流经古富春县（今杭州富阳区）的是富春江；流经古钱塘县（今杭州）的是钱塘江。虽然长江也因流经四川省而得川江之名，流经安徽省而得皖江之名，但钱塘江以不到公里的长度流淌在浙江省境内，却拥有如此众多的别名，无疑成为一大特色。它反映出，自古以来，浙江人就有在河谷地带开天辟地的精神和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的传统。它还反映出，钱塘江流域自古形成的行政建制基本稳定，除了两座古城因为新安江水电站建设而没入水中，多数未经历伤筋动骨之变，为长期持续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制度保障。
遗憾的是，今天的游客在钱塘江上还领略不到这些。无论是在上游、中游，还是下游，河埠几乎废弃；省内公路、铁路交通发达，内河航运鼎盛时期“开化华埠—常山辉埠—兰溪游埠—梅城十里埠”的黄金水道也已凋零。走在江边，要不是江滨公园里古代碑帖和诗词的提醒，人们感觉不到昔日河运的繁忙及商贸的繁华。由此建议：钱塘江沿岸历史悠久的节点城市和乡镇可以加强相互联动，深挖各区域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价值，共同展现钱塘江沿岸城镇曾经的繁华、沧桑与变迁。这种合作既能探究历史，回答改革开放40年来在发展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方面一直处于领跑地位的为什么是浙江的问题，又能为钱塘江流域城乡的未来发展找到新的思路和方向。
灵秀乡村入画 不尽春江续诗
广义钱塘江南北两源在建德梅城汇聚成富春江—桐江段。此段钱塘江是中国山水美学的具象体现和山水人文画的诞生地，承载着历代文人对山水、对大自然的深深眷恋。这种情感在中国诗画中的表达要比欧美国家早过千年。以富春山水为主体的古代诗画是中国山水诗画的最高代表，是源自道家思想中人类与天地自然关系的真实写照，体现的是古代文人以山水为美，为天地立心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富春江严子陵钓台旁伫立的碑林表达了后代文人对避官垂钓的东汉高士的深深敬仰。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时代，严光以终其一生的无声之举表明了另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不伺王侯的清醒和孤傲，在后世文人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里，在梅妻鹤子的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诗里都能找到跨越时空的强烈共鸣。把中国历史上文人的这种有意选择说成是中国“隐逸文化”的表现是值得商榷的。所谓“隐士”最初指的是欧洲中世纪为躲避宗教迫害而遁世之人。中国古代历史上以严光、黄公望、林逋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主动“不仕”，并非受到排挤或迫害，更多是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而对天地山水有一份大爱。分辨清楚这一点，才能在当今以欧美非此即彼思想为中心的文化中突显中国文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宽厚与开明。
广义钱塘江两岸人民自古以来的勤劳与隐忍、勇敢与创造，让腹地的乡村、镇形成丰富的区域发展特色，至今走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前列。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走的是“以人为本、四化同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道路。为此，浙江省已创建首批多个A级景区村庄，分为融合型、历史型、山水型村落。钱塘江沿岸这种集山水、历史、产业为一体的村落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挖掘，因为那里才有“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原始基因。
千年涛声依旧 代代弄潮不止
与国内外众多因水而生、依水而兴的城市相比，杭州的独特水韵在于千年来永不停息的海潮治理。年复一年的海潮不但没有退却这里古已有之的居民，反而激发起一代又一代人的治潮接力。成功的海潮治理让今天的人们几乎忘却了曾经的灾难和大潮的危险。因为钱塘江杭州湾入海口的人民已经完成了把钱塘江海潮从灾难到美景的创造性转化：既治理海潮，减少它对人类生活环境的灾害性影响；又欣赏海潮，赞叹大自然的壮美，保存这一综合视觉、听觉、触觉、嗅觉效果的多维度景观。
杭州的独特水韵更在于浙江人的弄潮精神——从奋起治潮到观潮、咏潮，再到主动弄潮的创新精神。敢于驾驭汹涌而至的海潮，更敢于在自己的生活中掀起新的潮流，所谓“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是面对挑战的大无畏气概和对高精技艺的完美追求。这种精神在近代体现在以蔡元培、林风眠为代表的中国美学美育倡导者和推广者身上。他们在西湖边上建立第一所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林风眠语）。在今天，这种精神体现在以孙杨为代表的浙江游泳队身上。他们在国际奥林匹克游泳运动中奋力搏击，勇拔头筹。这种精神还体现在以鲁冠球、宗庆后、马云、李书福为代表的浙商身上——摸着石头过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开辟出新的天地。
结论
面向21世纪的“拥江发展”战略要创的是“一川两岸美天下”的中国奇迹，强调的是沿江各有特色的发展和共同繁荣的统一。为此，笔者建议：对外传播时恢复使用钱塘江古名“浙江”，有利于“浙江命运共同体”的传承和延续。首先，广义钱塘江鲜明的一城一（段）江名的特点让百姓早已习惯称当地那段的江名，而把钱塘江理解为流经杭州的那段，因此才有把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说成三江两岸。把“浙江”作为广义钱塘江的学名，既不影响百姓约定成俗的习惯，又不失广义钱塘江的空间完整性和文化内涵。其次，向不谙浙江历史地理知识的国内外游客介绍钱塘江时，“浙江”之名既富有历史底蕴，又不失地方特色。
审核：一心
编辑：细柳
排版：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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