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门御医文化之十三新安固本培元派传承的

“固本培元派”以“培元”为先声，祁门汪机是培元派的开先河者，是培元派的创始人。徐春甫受他老师汪宦的影响，承袭着祖师汪机的渊源，在“培元”方面更是一脉相承。

徐春甫在《医学未然金鉴?评议三十六方》中的第一方“大健脾养胃丸”中“评曰”：“人之有生，以脾胃为主，脾胃健盛，恒无病。苟有六气七情，少可侵籍，则亦不药而自愈亦。脾胃虚者，谷气少资，元气寖弱，稍有微劳，则不能胜而病矣。至六气七情，少有所伤，则病甚而危矣。医不察其虚，顿加攻击之药，鲜有不伤正命而殆生也。余因首集大健脾丸为医家之主药，人生之裉本，不可须臾离也。余寓京师，惟藉此方以著名，海内咸知，罔不求赎，缘治未病养生之要药也。”不仅如此，徐春甫在该丸药的广告辞中还写道：“诸人服此丸，脾胃大壮，饮食多进，元气畅充，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皆得所养，诸病不生，百邪不人，寿考长龄，此其基本。”

徐春甫以胃气为元气，追引张仲景“顾盼脾胃元气之秘”，认为疾病“不足者十常八九”，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补中益气汤等方“为王道之本，而实为医家之宗主”，张元素之枳术丸“枳术二味亦平剂耳……须得补中益气之剂，方能奏绩”，并提出了“人之有生，以脾胃为主”、“治病不查脾胃之虚实，不足以为太医”等观点，确立了“调理脾胃以安和五脏”的治疗思路，临症诊治多立足于“脾胃元气”，善以白术、茯苓、人参、黄芪等药用治。其寓居京师之家宅亦称“保元堂”，显见其推重保元之功。以自制健脾保元的“王道之方”起家，其保元堂起家之成药秘方《评秘济世三十六方》，和脾胃、补脾肾、从脾肾论治之剂多达18方，专治脾胃者8方，尤其自创自制大健脾养胃丸，重用、倍用白术，治病“随试辄效”，引以为豪；强调胃气虚则“主气不能行药力”，未病培元、已病保元、愈后复元应“多服大健脾丸”，自荐其为“医家之主药，人生之根本”、“治未病养生之要药”。作为汪机的再传弟子，徐春甫固后天之本、培“脾胃元气”之治用，较之先师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古今医统大全?痼冷门》继余傅山之后，又重申“附子以行参芪之功”，强调痼冷者“惟贵乎温补，不可太刚，养气血之剂佐以姜桂，甚加附子，为愈”。徐春甫也不否认《难经》先天元气之义，所编《老老余编》、《养生余录》均认为，保养元气关键在于保养肾精，其要旨在于培护元气，诸如“人生元气之所禀”、“大凡住生，先调元气”之类的言谈，随处可见，所列首药膳食疗方，脾肾方首、占66%，其中脾胃方69首、占39%，投人参、白术、黄芪者无计。

从中医学术角度来审视这些观点，是典型的培护后天脾胃立根本，而养护生命元气的“培元派”！由此可以看出徐春甫在学术上是“培元派”的中流砥柱。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仅是某一位学者对某种学术观点的执着追求，而是这种学术思想的的确确给广大人民疾病的康复带来百拔不移的效果！这件事适足以证明新安医学先辈们在医学上的发明与创造，给人类卫生事业留下了无与伦比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