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叫《东莞县志》的东莞县志
众所周知，现在深圳市的前身为新安县，于明朝万历元年从东莞县析出。在万历元年以前，东莞县的县志就是深港地区的县志。根据史料记载，东莞县曾经至少有过6次修志的经历。唐代东莞县范围图元朝皇庆元年（），四川资州（今资阳）人郭应木与东莞本地人陈庚合力修了莞、深、港地区的第一本地方志——《宝安志》。因东莞县旧名宝安，许多文人依然习惯用宝安来称呼东莞县，因此这本由东莞县修纂的县志取名《宝安志》。郭应木《宝安志》序根据莞城人陈琏的记载，《宝安志》“简核而当”，只可惜其书板毁于兵祸，《宝安志》最终散佚。明朝永乐初年，东莞人庄恭和陈义得到了《宝安志》一书后，萌发了续修县志的念头。不久后，《宝安续志》问世。不过，陈琏对此书的质量不是很满意。陈琏是这样评价该书的：“第纪载疏略，览者病焉。”《宝安志》和《宝安续志》之后，东莞县的县志就不再以“宝安”为名。分县前的《东莞县志》
明正统四年，陈琏致仕回到东莞，当时的县城周崇式就“返聘”陈琏，邀请他修纂县志。陈琏接手后，立即咨询县中耆老，同时搜寻旧时档案资料。正统七年，新的县志编修完成，定名为《东莞县志》，这可以说是字面意思上的第一本《东莞县志》。陈琏像陈琏，字廷器，号琴轩，官至南京礼部左侍郎，莞邑桥头（今东莞市厚街镇桥头村）人，后寓居莞城同德街。
本志以《宝安志》为底本，增入明代制度、文武、公署、事迹以及本地士绅诗文。可惜，因为种种原因，陈琏本《东莞县志》并未刊行，如今本志只存有正统七年壬戍夏六月陈琏所写的序。天顺八年（），东莞知县吴中找来邑人卢祥，以陈琏所纂的《东莞县志》为蓝本，重修东莞县志。此次重修经过三次易稿五次审阅而成。这本县志便是现存的莞深港三地最早的一本地方志——天顺《东莞旧志》。不过，《东莞旧志》问世不到40年，刻板便亡失，书也变成残本。《东莞旧志》原为十二卷，目前只存有目录及正文三卷。《重刻卢中丞东莞旧志》书影弘治十七年（），东莞知县陈宁发现卢祥的《东莞志》已成残本，于是请来邑人刘存业重修县志，记山川、道里、户口、顷亩、物产、吏治、风俗、人才等。可惜，弘治《东莞县志》目前也只存刘存业的序。嘉靖四十一年（），黄佐纂修《广东通志》，要求各县上呈县志。于是东莞县命谢邦信重修县志。目前此志只存有黄佐的序。明朝的《新安县志》
万历元年（），应当地百姓的请愿，明王朝析东莞县南部设立新安县，这便是今天的深圳市和香港的前身。据史料记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六个版本的新安县志，如今只剩下康熙二十七年（）及嘉庆二十四年（）两版《新安县志》。第一本《新安县志》修纂于明万历年间。万历十四年（），建县十四年的新安县迎来第六任知县丘体乾。丘体乾，字时秀，江西临川人，举人出身，为人诚恳，精明能干。丘体乾认为，新安之地历来为军事重地，扼守粤海门户，明朝建立之后非常注重此地，而在新安设县后，还没有人对此地历史做梳理。《新安县志》丘体乾传因此在万历十五年（），丘体乾找来了已经告老还乡的南园村人吴国光来修纂县志。可惜的是，吴国光因修志期间四处奔忙，操劳过度，再加上在浙江任职时与权贵们周旋争斗，积郁成疾，最终于修志当年去世。吴国光丘版《新安县志》“上稽天文，下考地理，中记人事”，保留新安县最初的一笔史料，让后人可查阅新安历史。令人惋惜的是，本志已经失传。五十年后的崇祯八年（），福建漳平人李铉任新安知县。李铉就任不久，倡议重修县志。他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无论是整个县的人文风貌还是规章制度，都和丘体乾当政时大不相同，而这些都是丘志中未见记载的。于是，李铉找来了蔡、李二公及梁栋明等人，打算重新编修新安县志。不久，李铉便被调往海丰。周本《新安县志》序崇祯十三年（），江南旌德县周希曜就任新安县令，上任后，他重启修志工程。崇祯十六年（），周版《新安县志》修纂完成，与邱体乾一样，周希曜也为重修的《新安县志》写了序文。不过，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摇摇欲坠。四年后，清军攻下广东。李可成与《新安县志》
清初，清政府在东南沿海实施了“迁海”暴政，新安县三分之二的土地都在迁海的范围内。康熙六年（），新安知县张璞奉命统计全县剩余田地、人口、赋税，造册上报，并入东莞县。康熙八年（）七月，新安县建制恢复。嘉庆《新安县志》李可成传康熙九年（），辽东李可成任新安知县。八年多的遗弃，新安县遭到极大的破坏，可以说是疮痍满目，百废待兴。肩负着重振新安县的使命，在短短几年的任期内，李可成派人到处去招复迁移人丁，督促百姓垦复荒地，捐资修葺城垣、县治、台寨、营盘。李可成还采取种种措施，平抑物价，打击奸商，让百姓安居乐业。李可成《新安县志》序为了振奋民心，李可成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开启了有清一代新安县的第一次修志工作。康熙十一年（），清代第一部《新安县志》出世。除了县志，李可成还与新安县的乡绅共同选出了新安县最具代表的八景：赤湾胜概、梧岭天池、杯渡禅踪、参山乔木、卢山桃李、玉勒汤湖、鳌洋甘瀑、龙穴楼台，“新安八景”由此而来。新安八景之赤湾胜概
只可惜，由于新安县地处边陲，内乱外患，史料散失，李可成的《新安县志》与明朝的几本《新安县志》一样，均已无存。唯有序文保存在嘉庆《新安县志》中。现存最早的《新安县志》
康熙二十六年（）直隶大名府开州人靳文谟任新安知县。他一到任，凡对百姓不便之事，一律厘革改正，让群众放心过日子。他为人宽厚仁恕，躬亲勤政，夙兴夜寐不倦，百务修废立新。他走马新安知县七年，对新安县贡献颇多，有“古之良吏”之称。靳文谟《新安县志》书影在到任新安知县的第二年，靳文谟就开始奉召主持修纂《新安县志》。此时距离新安复置才不到20年，尽管有几本前志在，但靳文谟的修志工作还是困难重重，他在序中说道：“海坎孤城，展界未久，而四顾徘徊，荒烟漫草，依稀如故；且文物声华，尚尔有待。徒令海若山灵，笑其冷落，即欲大书特书，侈张润饰，正苦无下笔处……”。靳文谟《新安县志》序
靳文谟找了教谕黄衮裳、训导许光岳、进士邓文蔚来参辑，广搜旁及，援古证今，继后承前。靳文谟修志一年，于康熙二十七年冬告竣，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信息，给我们了解康熙时期的深港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靳文谟版《新安县志》由于是进贡专用，刊刻数量不多。不久，原版县志由专人送至京城，存入故宫内阁大库（收藏档案和文书的专用库房）。沧海桑田，清亡后新安本地诸多康熙版《新安县志》陆续散佚，唯有内阁大库那部保存完好，后转入京师图书馆（即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成为流传多年的“孤本”。此外，上海和日本亦藏有本志的残本。质量最好的《新安县志》
嘉庆二十二年（），江西靖安人舒懋官再次担任新安知县。舒懋官任新安知县期间，注意考察名胜古迹、风俗人情，他发现康熙初年靳文漠所修的旧志，已不能反映新安当时的情况，需要修改补充，便决心编纂新志。舒懋官的任职书为了核实资料，他多次利用下乡办案的机会，“驾帆于鲸波骇浪中，危险莫测。查踏内外洋界址，海境了然于胸”、“暇则亲履四境、延访故老”，重新勘测零丁洋航路。由于他在几年的任期内进行了反复调查研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所以“修新安县志，考订绘图较若列眉”。嘉庆二十四年（）二月，舒懋官的好友王崇熙到广东游玩，便被邀请主编《新安县志》。王崇熙对靳文谟的《新安县志》也是有诸多批评的，他认为靳文谟修志的时候新安才刚复界，很多资料都缺失，导致靳志记载详略不当，体例也并不完善，而且错误也比较多。舒懋官《新安县志》序
除了对旧志的不满，舒懋官修志还有另外一个背景。嘉庆二十二年（），有“三朝阁老、文坛泰斗”之誉的阮元调任两广总督。阮元上任不久，因调补海疆要缺知县折获咎，郁郁寡欢，正赶上朝廷诏令编修《大清一统志》这一国家工程级大型图书，他就在进呈方志的同时，索性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组织学人开局重修《广东通志》，饬令各府州县修志进呈，以备选录。新任新安知县的舒懋官赶上而且抓住了这次修志的绝佳时机。阮元像王崇熙到了新安后，舒懋官组织了一个修志班子，正式启动修志工程。经过3个月的努力，这部24卷18万余字的史志终于杀青付梓，进呈两广总督阮元、广东按察使卢元伟，以备采选，并于同年雕版印刷发行，速度之快，效率之高，无人能望其项背。舒懋官、王崇熙的《新安县志》受到称赞，为这本县志作序的阮元、卢元伟等人纷纷在序中加以赞扬，阮元更是认为此志可与唐代史志巨著《元和郡县志》媲美。嘉庆《新安县志》本志将深港的历史沿革以及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人物、风俗的“全景图”展现在世人面前，是研究宝安、深圳乃至珠三角地区地情的基础和依据，也是研究香港地区古代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更为可贵的是在记载深港地区历史的同时，本志还纠正了旧志记载的谬误。铅字版嘉庆《新安县志》
在这以后的清代再也没有重修《新安县志》。但到了民国时期，又有几任县长提议重修县志，并发起修志，可惜都未果。民国十九年（），时任县长的胡钰曾重刊嘉庆《新安县志》上下卷，由广州光东书局依据嘉庆初刻本重新用铅字排印，为保留县志做了一点贡献。分县后《新安县志》版本情况
万历十五年（公元年）县令邱体乾发起主修《县志》，是分县后最早的一部县志。
万历十五年（年），初修《新安县志》。已佚。
崇祯八年（年），重修《新安县志》。未见刻本。
崇祯十六年（年）重修《新安县志》，今无存本。
康熙十一年（年），重修《新安县志》，未刊。
康熙二十七年（年），重修《新安县志》。今有存本。
嘉庆二十四年（年），重修《新安县志》。今有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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