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月初到十一月，是蟋蟀玩家的“快乐时光”。钱在流动，人在路上，虫子在流通。这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时节，一个开放的时节，各种活动纷纷出笼，众多人生从此改变。这还是一个激烈但短暂的时节，它正好是成年蟋蟀的一生。
美国人类学家休·拉弗尔斯写出了自己眼中的蟋蟀和中国。
蟋蟀凶猛（上）
——一只虫子的诱惑
文
休·拉弗尔斯
翻译
陈红
1
去斗蟋蟀的路上，吴先生递给我们一张纸条。看起来像个购物单子。“数字更多了。”小胡说。他念道：
三反
八畏
五不选
七禁
五不实
吴先生是在回答之前我提出的问题，但这答案超出了我的预期。
那天早些时候，我们正在一家酒店楼上的包厢里吃饭聊天。这家酒店坐落在上海闵行区，包厢里金碧辉煌、烟雾缭绕。小胡说，想问什么都可以。我也以为大家都很放松了。当时，荀老板和从南京赶来的、讨人喜欢的赌徒童先生在吹牛，不苟言笑的杨老板脸胀得通红，我们为健康和友谊频频举杯。但当我告诉吴先生，我还是不明白“三反”是什么意思时，他瞪着我，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
小胡在上海一家大学读书，他利用课外实习的机会，来做我的翻译。他很快就跟我合作得非常默契。我们一起想方设法地了解斗蟋蟀的方方面面，以及关于其复兴的所有言谈。我们每天在城里奔波，到我俩都没去过的地方，结交了商贩、训虫师、赌徒、活动赞助商、昆虫学家及形形色色的专家。
在酒店里坐下来吃饭时，我们已经搞明白了“两反”，并猜到了第三个，所以我的问题应该是一个毫无争议的开场白。但吴先生不买账。跟我们在上海见到的很多人一样，他希望我们认识到，中国斗蟋蟀世界的水有多深，而我们的问题有多肤浅。
2
众所周知，上海城市发展和转型的速度惊人。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蟋蟀赖以为家的田地几乎全部消失了。如今是一行行密集的巨型公寓楼，这些拥有巴洛克式和新古典主义华饰的细长盒子，粉色的灰色的，往各个方向上延伸，比新建地铁线的总站还远，甚至比郊区公交线路的最后一站还远。
浦东壮观的霓虹海滨，上海追求未来的动力的象征，建成不过十五年，却已经开始处处修整。我惊叹于修建“东方明珠”的胆识，它灵动、五彩缤纷如火箭飞船，在眼花缭乱的天际线中鹤立鸡群。我深知要在纽约建一个如此大胆而异想天开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小胡和他同龄的朋友们都笑了。“其实，我们都有点腻了。”他说。
年9月28日夜，上海外滩的彩船烟花表演。
但他们也知道怀旧。也就是几年前，似乎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们还帮过邻里的伯伯叔叔们捉养蟋蟀，跟朋友们在彼此的家里和巷子里出出进进，过着一种已被高耸的公寓楼淘汰掉的日常生活。在市中心尚未被重建或“主题化”的一个个小区里，仍然可以找到这种生活的残余。但很多时候，那些居民们不过是在等待，他们被邻居的瓦砾包围着，不愿迁到远郊；政府正在清理掉更多的住房，这一次是为了年的世博会。
七宝镇离市中心18公里，从莘庄规模壮观的车站出发，坐15分钟拥挤的公车即可到达，但风土民情迥异。七宝是官方命名的文化遗产，在文革期间被坚决唾弃的封建历史，今天却被作为民俗文化宣扬。漫步走过，七宝镇整修后很优雅，运河与桥梁交叉，狭窄的步行街两旁是重建的明清建筑，铺面向本地及其他游客兜售各种小吃、茶和工艺品，还有一系列精心装修的建筑标本被用作活文化展示的场所：一个有汉唐及明朝建筑特色的寺庙、一座织造工坊、一家老茶馆、一个著名的葡萄酒酿造坊，最后，是上海唯一的蟋蟀博物馆，它坐落在大清乾隆皇帝专为斗蟋蟀修建的房子里。
年9月5日，上海七宝蟋蟀博物馆，又名“蟋蟀草堂”。厅中挂着“七宝金秋玩蟀图”，绘的是古时七宝斗虫的盛况。
博物馆馆长方大师说，所有这些蟋蟀都是在七宝本地捕捉的。他站在一张桌子后面，桌上放有数百个灰色陶罐，每个里面都有一只雄蟀，有的还有一只雌蟀相伴。他告诉我们说，因为该镇土地肥沃，七宝的蟋蟀扬名东亚。但自从这里的田地于年卖掉后，蟋蟀已经很难找到了。两位穿着白制服的助手用吸管给蟋蟀的小水碗盛水，我们则高高兴兴地喝着大师用七味药材秘制的苦茶。
方大师非常引人注目，白帆布帽沿歪歪斜斜的，戴有玉坠和戒指，目光深邃，讲起故事来活龙活现，笑声爽朗。小胡和我立即被他吸引住，聚精会神地倾听他的每句话。“方大师是蟋蟀’大师’，”他的助手赵女士跟我们说，“他有四十年经验。说起蟋蟀，恐怕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指导你们了。”
博物馆的每个人都忙于“七宝金秋蟋蟀节”的筹备工作。这个为期三周的活动包括一系列的表演赛和一个冠军赛，所有的比赛都会在闭路电视上播出。这个节日的目的是把斗蟋蟀作为一个群众活动推广，以别于如今与之紧密相连的赌博，提醒人们其深远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并且把它的吸引力扩而广之，超出现在的人群：四十多岁以上的男人。
人人都告诉我说，二十年前，在新上海的建设把大地吞没之前，城市里荒地与住房交错，人们的生活跟动物联系得更紧密。很多人与蝉（知了）及其它会鸣唱的虫子为伴，把它们装在竹笼子或扁口袋里；不仅仅是中年人，年轻人也都玩蟋蟀，学习如何识别“三类”及“七十二种”，如何判断有冠军潜力的虫子，如何训练以充分发挥其潜力，如何用菣草或鼠须制成的、铅笔芯那么细的刷子去撩拨虫子的斗牙以激起它们打斗。他们学会“三个要点”的入门知识：选（相）、养（饲）、斗（竞）。每本蟋蟀手册都是顺着这个路子写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群众基础已经消失，斗蟋蟀却正在中国复兴。虽然在年轻人那里，它输给了电脑游戏和日本漫画，但老一代人却开始热衷于斗蟋蟀。当然，这个复兴并没有多少保障。尽管蟋蟀市场兴旺了，文化活动越来越多了，赌庄也不断增生，可是大部分的话题都笼罩着怀旧的色彩。大家都有种感觉，蟋蟀，就像日常生活里的其他部分，几年前人们还习以为常，但是已经逝去，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晚近的记忆中，这也不是头一次发生了。
方大师从身后的架子上拿出一个珍贵的蟋蟀罐，用手指抚摸着表面蚀刻的文字。然后，他用雄浑的声音开始朗读，遵循古诗唱吟的抑扬顿挫。他宣称，这是“五德”，是可以在最好的斗蟀身上找到的、人的五种品质，是人与蟋蟀共有的：
“鸣不失时，信也；遇敌必斗，勇也；伤重不降，忠也；败则不鸣，知耻也；寒则归宁，识时务也。”
蟋蟀小小的肩背上承载着历史的重负。“忠”不是普通的忠诚，而是对皇上的忠，是甘于牺牲自己，不推卸个人的最终职责。同理，“勇”也不是普通的勇气，而是随时准备着，心甘情愿地献身。这些不仅仅是传统美德，它们还是道德的指南，荣誉的规范。人人都会告诉你，这些蟋蟀是斗士；它们中间的胜者是“将军”。
罐子上的段落摘自蟋蟀界著名的第一本著作，十三世纪的《促织经》，作者是贾似道。贾似道（-75）可不是一般的蟋蟀爱好者，他是以帝制时期中国的“蟋蟀大臣”而青史留名的。这个南宋末年的宋朝丞相玩物丧志，完全沉浸于玩蟋蟀的乐趣之中，任由政务荒芜的国家垮掉、毁灭，最后被入侵的蒙古人统治。正史里是这样记载的：
“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唯故博徒日至纵博，人无敢窥其第者……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所狎客入，戏之曰：此军国大事耶？”
贾似道。
《促织经》。
连环画《蟋蟀》。
历史学家熊秉真（Hsiung,Ping-Chn）指出，无论这个事件对贾似道的责任感和个人品质有何说法，它也表明，贾是个性情中人，至少他的失败是不可救药的人性造成的，他对蟋蟀的热爱有一种凡人的执着。从此，贾似道“登上了中国游戏世界的神龛，”她写道，“几百年来，他的名字毫无忌讳地装饰了所有蟋蟀书的封面，无论这些书被称作什么：珍藏本、历史、字典、百科全书，或任何你希望的书名，只要是涉及蟋蟀捕捉、饲养、繁殖和战斗的，当然还有赌博。”
总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情绪萦绕着蟋蟀，这个故事也是。其中包含了太多方面：它可以是一个悲剧，蟋蟀在其中是封建腐朽的又一种表现，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对立面及当代不公平社会的缩影；这也是一个警世格言，斗蟋蟀成瘾对个人和社会的道德效应显而易见；它还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故事，其中的欲望问题——以及它会上瘾、或导致其它毛病的永恒威胁——恰是蟋蟀的魔力所在，是它们对帝国举足轻重的人物下的咒，这个咒既让人流连忘返，又使他沦为奴隶。说得更平淡一些，这其实就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回溯数百年的文化故事，它述说了蟋蟀作为重要的社会成员，借助最高的权力核心，对历史施加的影响力。
似乎这一切还不足以使他成为重要人物（当然，他还是一个相当显要的政府官员），贾似道还写了一本书《促织经》，奠定了所有蟋蟀知识的基础。当每一个人——包括方大师、吴先生及荀老板——跟我说，蟋蟀文化“学问很深”，是从古书里来的，源远流长，他们所提到的内容，其实都是从这本书里来的。更简捷地说，贾似道的《促织经》不仅是尚存的最早的蟋蟀爱好者手册，很可能还是世界上第一本昆虫学专著。
中国斗蟋蟀的书面记录早在唐朝（-）就有了。但全靠《促织经》里关于蟋蟀的深邃知识的详细记录，我们才能确定，养斗蟋蟀已经成为了流行且讲究的消遣。事实上，正是在贾似道所在的南宋与明朝中期之间的三百年内，围绕这些动物，才发展出了一个有组织的市场。这个市场在清朝（-）达到鼎盛，把城市与乡村的商业和文化连为一体，并促生了异常精美的蟋蟀工具及容器的物质文化。蟋蟀从歌唱者这一古老角色，造就出一个庞大的有专业人士和复杂规则的赌博网络，以及斗志旺盛但基本无效的政府禁赌行动。而且，就像贾似道的沉迷一样，这个活动把老老少少一网打尽，对所有社会群体来者不拒，在几百年内长盛不衰。这在绘画诗词，以及蒲松龄的《促织》那样的经典故事里表现无遗。《促织》是一个关于官府压迫和神奇变身的名著，是深刻微妙的社会批判故事，我在上海遇见的每个人都耳熟能详。我还从旧书摊上找到一本80年代初精心绘制的《促织》漫画书（这种漫画故事形式曾在中国流行，至今在日本和墨西哥仍大受欢迎）。
让我们再次回到贾似道。他的书实在太重要、太有趣了。它囊括了哲学、文学、医学和传说，以及日后定义更严格、更狭窄的十九世纪博物学范畴内的知识，它所涵盖的范围让人联想到其它早期的现代昆虫纲巨著，比如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UlissAldrovandi）的《论动物》（Danimalibus，）第七部，还有托马斯·莫菲特（ThomasMofft）的《昆虫剧院》（Insctorumsivminimorumanimaliumthatrum，）。这些都是最早的专门研究昆虫的欧洲书籍（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书的出版比《促织经》晚了将近四百年）。
贾似道的想法不同于欧洲博物学者，他没有他们那种收集、以自己的方式拥有大自然的无尽欲望，他的写作冲动更朴实，就是为像他自己这样的赌徒人士服务（他称之为“君子”）。跟阿尔德罗万迪和莫菲特的书一样，《促织经》是一个汇编和系统化的著作。但随即到来的后启蒙运动的欧洲博物学，注定使阿尔德罗万迪和莫菲特那种稀奇古怪的百科全书早早就被淘汰了，而贾的方法完全基于经验，并且充分地满足了他的蟋蟀同好的需求，因此，他对成功斗蟀的形态特征的详尽识别方法至今仍是蟋蟀知识的基础，尽管今天的蟋蟀界充斥了对古典学问的批判精神，指出了贾似道不科学的地方。当方大师和其他专家试图指导我，如何仅仅通过观察罐中的蟋蟀，要依据哪些特点来识别其战斗潜力时，他们使用的分类法最早出现在贾的《促织经》中，外加跨越几百年的修正补充（但没有否定）。
这套系统惊人的复杂。它从皮色开始。贾鉴别出四种皮色，并把它们排了座次，“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蟋蟀爱好者的权威网站xishuai.北京哪能治好白癜风北京哪有看白癜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