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中医界东垣甘温学风备受冷落，而丹溪滋阴学说却极其受捧，此时“用药偏于苦寒,常致损人脾胃,克伐真阳,形成了苦寒时弊”，在这种时弊背景下，促使温补脾胃之法，也就成了力挽狂乱的必然治法。
汪机此时首倡“营卫一气论”，认为“人体有卫气和营气，卫气为阳，营气为阴，营卫皆一气能化”，“阴不足便是血不足，阳不足便是气不足，补阴以益血，温阳以养气，使气血无所偏倚，则气血调和，邪不为害。”汪机主张培补气血的观点偏重于气的调理，他对气的理解主要是“营中之气”。他认为丹溪所说“阳有余”是指卫气，“阴不足”是指“营气”，故汪机倡言的补气为“营气”而非“卫气”。
汪机受于家父汪渭“病当升阳，治法则从东垣；病当滋阴，治法则从丹溪，不可南北异宜而不化”的补气、滋阴融合运用思想的影响,在实践中辨证论治，重视脾胃，但不采纳东垣升阳辛散的治则；他重视养阴的观点，又不主张养阴而泄火的治法，而独自形成了一个以调养气血，培护元气的学术流派，即“固本培元派”。
汪机临症，善用人参、黄芪。汪机《石山医案》共收案例,所用药物96种,用药总频次为7次,其中人参、白术、当归、甘草、黄芪、陈皮、麦冬等7味，可认为是汪机的“核心药物”。
汪机认为的“固本培元”中的“元”是后天脾胃之本元，脾胃为气血之源，“生命之运动在于气”，人参、黄芪功在补气。汪机用药还善用丸膏，“丸者缓也”，“胃虚非汤药所宜者”，丸剂服后有胃肠道化解缓慢，逐渐释放药物，作用持久。其医案涉用丸膏方有40多例。汪机惯用先以汤药治标，再配丸药调其本，相得益彰。汪机用此“行医数十年，活人数万计”，以后的医家受到他的影响并善于温补，便形成了“固本培元”派。
汪机门人汪副护继承他的观点，临证治病，以扶元气为主，并自号“培元”；他的族侄汪宦强调惜元气、重根本，擅用参、芪，传于门人御医徐春甫；徐春甫便以胃气为元气，“调理脾胃以安和五脏”，临床多立足“脾胃元气”，临床善用术、苓、参、芪等药，同时承认肾精的重要性；汪机的再传弟子休宁人孙一奎则还重视脾肾同治，这样大大促进了固本培元派的发展。
（胡永久冯淼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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